简介：企业人类学与人类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如医学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等）有所不同。这些分支学科以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探讨其他领域的问题或议题（如医学、教育等）,成为探究这些领域的辅助知识,却没有改变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企业人类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新研究范式,在当今全球人类学中是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企业人类学引入＂社会结构转型＂理论,作为其新的基础理论,实现了研究范式的转变：突破人类学传统的小社会、小社区视野,学会从整个宏观社会结构的角度看经济社会现象;突破了僵化的＂传统—现代＂二分法,正在使用＂连续谱＂的视角;突破了人类学草根的学术传统,深入探索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个分析角度有机地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提升本学科解析当代经济社会转型的能力。因此,企业人类学的兴起标志着人类学第四次革命：新的研究范式形成了,其研究范畴扩展和深化了,其学科名称得以整合和统一了,其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的国际化程度很高,已创新地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企业人类学不但打通了中国与西方的学术通道,而且实现了中国和国际人类学的局部突破和学科转型。近些年来,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崛起和社会转型,使之成为国际人类学新兴的研究园地。

简介：本栏目为医学人类学专题。医学人类学是以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与研究公共卫生和医学事项的学问。十余年来,中国多所高校的教授、研究生团队带着新的理论进入这一研究领域,收获甚丰。从早期的防治性病、艾滋病的大规模社会公益性主题,到今天大大扩展了的对整容、器官移植,以及对多种慢性病的田野诠释,扩充了中国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值得继续向更宽阔的方向推动。

简介：本文考察汉人社会的“减肥瘾”的表征特点,呈现“减肥瘾”者可能遭受的身心健康损害。通过对比“减肥瘾”与厌食症的异同,剖析“减肥瘾”的成因及“减肥瘾”者的群体特征。最终在于说明中国的各种减肥现象依然源自古典的“自然”观,却终因个人与群体的内在心理与外在实践之“整合”,产生了地方人们认可或不认可的多种身体文化展示。

简介：在清末民国的数十年间,仿川剧而走向舞台化、游走于街市堂会而趋于大众化、舞动于茶馆戏园而走向精英化的成都皮影戏,作为市民生活的一个重要象征,具有特别显著的城市文化意味。然而,这也为成都皮影戏的衰落埋下了伏笔。随着新兴娱乐方式的渐趋流行,成都皮影戏终于还是成为这座城市的过客。消逝只是时代进化的必然结果,历史的假设只是记忆与想象的基础,皮影戏的生存空间实际上并不在于真实的城市与乡村,而只能取决于它的受众。

简介：王卡有许多国家保护植物,当地苗族群众一直保留着崇拜枫香、榉木（鸡血榔）等树木的习俗,并形成了一套祭祀仪式,客观上对保护这些树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打造生态环境的经验传承王卡村属福泉市仙桥乡,在福泉市西北部,距福泉城区约60公里,是一个山高路险、崎岖难行、树木葱郁的地方。全村面积68.3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245亩,其中田654亩,土1951亩,森林覆盖率68%。

简介：本文从＂粥＂入手,探讨其在中国人的饮食发展演变中与饥饿的联系,并通过回溯历代文献记录揭示中国在历史上各种灾害频发、长期处于饥荒,食粥是无奈之方。从饮食人类学视角看,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历史是伴随着饥饿的历史,粥这一饮食习惯是伴随着饥饿的历史产物,中国的饮食文化是伴随着饥饿的饮食文化。历史悠久的粥,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饥饿文化的代表,在其之上产生了许多与饥饿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如礼文化、养生文化等。

简介：本研究に着目した契機は2008年の夏休みに遡る。

简介：本文以人类学家巴斯为研究对象,对其学术成长、学术经历和学术思想做了梳理,然后着重就族群与边界理论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以及对当前研究族群关系的现实意义进行了分析。巴斯先生年初去世,希望以此文章作一纪念。

简介：大规模的森林滥伐,尤其是热带地区的森林滥伐,是我们这个时代犯下的罪恶之一。我将对东南亚的森林滥伐情况进行研究,尤其是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和缅甸,因为这些国家近现代的森林开发史料相对丰富可靠。大部分学者现在都同意,是人类导致了气候变迁,但人类的影响何时变成了主导因素?如果我们查阅近期的文献,就会获得这样的印象,即东南亚的大规模森林开发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意味着在此之前人类的影响十分有限。但1950年之前的时期并没有被好好研究。我将主要讨论再生林的资料,这些资料尚未引起重视,无论是1950年之前还是之后的资料。我还会查阅一些西欧国家以及日本和中国的资料,以提供一个比较的视角。

简介：文化是人群共同体在适应环境以获得生存和发展的一种机制和制度安排。一个族群的文化变迁既有客观现实因素，也有主观心理因素；既有面对现实生存环境压力的被动性适应变迁，也有为了追求族群自我的生存和发展的主动性适应变迁。文化随着一个族群客观生存环境和生存策略的变化而变化，人们在不同的自然社会文化环境中为获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做出适应环境的文化理性选择，而且这种文化的理性选择建立在追求生存和发展的实践理性基础上。在生存和发展实践过程中，人们会随着历史发展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被动或主动地做出相应的文化心理和社会文化的调适与重构，理性的选择适应自身生存环境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方式，于此同时，人们也会理性的选择适应自身生存环境的文化模式。故此，民族文化变迁是建立在民族社会历史与现实发展的实践基础之上的，一个民族的文化理性是建立在实践理性之上，文化理性随着实践理性的变化而变化。

简介：绪论：已有成果及研究范式一直以来,陶器的起源始终都是学术界关注的话题,亦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课题。在人类早期文化发展史中,作为人类社会的重大发明,并推动文化巨大进步的,乃是以陶器的发明和出现为其重要标志。综合以往关于陶器起源的研究,主要的认识来源于民族学的推断以及考古学的发现。

简介：2006年夏秋之际,张忠培先生到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先秦两汉时期人类的文化、生业与环境”这一研究项目的工作进行了检查验收,并联合陕西、山西课题组成员召开了项目阶段性验收总结会,对三省（区）以往工作进行了系统总结并部署了若干年内的工作战略（图一）。转眼间已过十年,因种种原因。

简介：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其中一个发生急剧变化时,另外一个也肯定会发生显而易见的变化。喀喇昆仑山区游牧维吾尔人生产方式的剧变,是当今山地游牧方式和生态环境关系问题上很重要的议题之一。喀喇昆仑山区生态环境的变迁和当地游牧维吾尔人生产方式关系问题,已变成了喀喇昆仑山区最热闹的话题,其中,生态环境和游牧方当中,哪一个主宰决定性因素的问题已经变成问题的关键。

简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有必要利用当代语境这一理论范畴对少数民族发展问题进行解构，从而赋予少数民族发展问题以时代价值。在当代语境下，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日益成为主导少数民族发展的新变量，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因此有可能被置于边缘化的地位。而民族交往中的不确定因素也随之增多，唯有促进民族经济增长、增加民族间的交流与沟通，方能实现各个民族之间的联络与互动，从而实现少数民族自身的良性发展，这也必将有利于新型民族关系的产生与培育。

简介：清鲜宗藩关系的形成是在1637-1644年，即清建都沈阳时期。当时清认为已将朝鲜纳入附属国范畴，但朝鲜并未完全承认清的宗主国地位。本文通过考察沈馆的设立和外交活动，以及沈阳在17世纪东亚社会中的政治地位，阐明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沈馆超出了质子馆所的意义，成为清与朝鲜交涉的主要渠道。两国间除了具有正常宗藩体制因素即使节往来与外交仪式之外，还存在朝鲜储君作为质子常驻沈馆的现象。当时双方信任度极低，关系脆弱，沈馆成为相对稳定的交涉渠道，这无疑确保了尚未稳固的清鲜宗藩关系的健康发展，是通过当时正常的使节渠道无法做到的。沈馆的设置，相当于将朝鲜东宫置于清的直接控制之下，使沈馆秉承清的旨意从事朝鲜对清的外事活动。在清鲜宗藩体制初创期，形成了沈馆外交这种独特的外交机制。

简介：武则天称帝,是中国古代的重大事件。究竟怎样看待此事,论者言人人殊。或者从女性角度看待,认为唐代社会开放、女性地位较高才导致女皇的出现。或者认为新兴的社会阶层成为武则天称帝的社会基础。本文认为,武则天称帝是一个政治事件,称帝的成功是武则天政治运作的成功,武则天具备的成功要素是偶然的,所以女皇才成为历史绝唱。武则天称帝,能够反映皇帝制度的弹性,很准确地证明帝制之下的官场唯强是从的功利主义。

简介：本文梳理了迄今已知的契丹语＂卯兔＂的六种不同文字载体形式,包括两种汉字记音、三种契丹大字形式和一种契丹小字形式。通过对契丹文的文字学剖析,将其记录的契丹语音形式进行到位的构拟;再将这些契丹语的拟测结果置于阿尔泰语源学的广阔视野中加以检验,从而得出了契丹语＂兔＂的不同语音形式的各自语源地位。而这样的结果又可以对阿尔泰语源学的精微化,以及蒙古语族的理论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

简介：＂行国政治＂是草原民族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最高首领及其宫帐的居止之所,亦即国家阙廷之所在,也就是举国的政治中心。文章利用唐代汉文文献、古藏文文献＂大事纪年＂及相关史料分析吐蕃政权的性质问题,进而论证＂行国政治＂之成立,具体表现为吐蕃社会＂逐水草无常所＂,政府官员扈从赞普及其大拂庐,组成一个移动迁徙的中央政府,常年在夏季草场和冬季草场之间迁徙游牧。

简介：本文通过分析传统媒体对恩宁路事件的报道,探讨本土文化保育行动在广州的扩散,传统媒体推动下民间组织与政府建立的关系,以及民间行动政策和政府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呈现广州本土文化保育组织重要组成——＂新新人类＂的文化保育观。

简介：本文基于国家治理的理论,从中央与地方政府（民族地区）关系的角度,进一步论述了国家—民族关系。国家治理的理论是深化认识国家—民族关系的重要基础;中央对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是国家—民族关系的重要机制;项目则是中央处理国家—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措施。国家通过财政支付和项目制,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体现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