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对宋金《礼志》进行比对，考证出《金史·礼志》脱漏亡佚礼目数十条。《宋史·礼志》、《政和五礼新仪》之礼仪，金朝大致都实施过，未见《金史·礼志》栽录者，实为脱漏或元人修史时未修入内。金朝主动模仿或说移植汉制礼仪，始于熙宗；主动实施汉制礼仪且有一定规模者，当是海陵王；世宗、章宗两朝则集其大成，并尽可能按照唐宋礼典实施。《金史·礼志》缺漏有关农业的礼目，或与女真族起于渔猎有关。然金朝入主中原后，也逐渐重视农业生产。一些应该具有的皇朝礼仪，金朝阙而不栽，当是史料缺佚所致。宋朝特有礼仪，金朝并未施行，其情可以理解。金朝未设某些礼仪，还可能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因此，金朝实行的是汉制五礼制度体系。

简介：《文选》与《文心雕龙》作为南朝文学史的双峰，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二者文学观念的分析与比较，更能窥探南朝的文学风貌与文学的发展。萧统与刘勰在选文定篇、文学思想、文体观等方面的见解都值得深入研究。《文选序》是《文选》的纲领之作，是萧统文学观念的集中体现，指导着《文选》的编撰。将其所体现的思想、文学、文体等观念，与《文心雕龙》进行比较分析，以揭示二者在文学认知上的某些内在联系和差异。

简介：阶层分化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结果之一,因此从阶层的角度去研究近代城市发展是城市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亦包括对“中间阶层”的认识。“中间阶层”是西方社会学的重要概念,后引入国内史学界成为研究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种路径。然而因为问题意识多为后设,往往缺乏对中间阶层相关背景的认知,出现断章取义的情况。因此对比中西方关于城市中间阶层理论的发展,进一步理解中间阶层的内涵及外延是非常必要的。

简介：万历前期编纂的《万历会计录》，汇集了户部掌握的各种财政数据，有助于了解当时国家的财政规模和收支结构。不过，书中所载各种数字的性质比较复杂，要想准确理解和恰当使用这些数字，必须首先弄清其产生背景及其内含意义。大致说来，当时编纂此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重新确定与户部相关的财政经制，因而该书所载数字本折混杂、年份不一，而且与实际收支有一定差异。与地方财税数据相比较，《万历会计录》中记为本色的项目，实际上绝大多数都已折征银两，而且地方实际征收的数额，比户部定额高出不少。

简介：年鉴框架结构是全书的纲目，是全书内容的总体设计，是承载各种信息资料的基本架构。科学、合理的框架结构是年鉴编纂出版质量的基本保证。在年鉴编纂出版过程中，框架设计是基础性工作。本文依据广东省内已经出版的13种乡镇（街道）、村（社区）年鉴为样本，从年鉴的体裁和结构入手，对每一部分进行比较分析，力求形成层次和类目划分的规律性认识，并提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框架设计方案。

简介：佛教经典《能断金刚经》有诸多藏汉译本,文章选取两种藏译本和两种汉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各译本之间的差异,确定其完整标题为《神圣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多大乘经》,分析了藏译本修辞手法的运用特点。

简介：避暑山庄曾为清朝北巡行宫的中心和清中叶的第二政治中心,有着重要的政治、民族和军事内涵。避暑山庄和常山峪行宫等行宫的修建,与清帝北巡和木兰围场的建立密不可分。有关避暑山庄的研究颇多,但将避暑山庄与北巡途中的其他行宫进行比较的研究及相关著述则较少。本文通过对避暑山庄与当时北巡路线固定后,多次途经的规模较大的常山峪行宫之建筑格局、北巡驻跸时间和次数及皇帝日常政务处理,以及这两座行宫的兴建、行宫运作、理政活动及驻兵等情况进行比较,以此角度,浅析两行宫功用和地位的微妙变化,从而试探两行宫之间的转换关系和兴衰变化。而随着道光朝之后木兰秋狝的取消,加上内忧外患,财政拮据,避暑山庄和常山峪行宫等一道衰落。

简介：通过'样式雷'图档的表达方式,清代皇家建筑设计得以还原;通过现代建筑设计图、模型与设计说明,现代建筑设计得以表达。文章通过对清代'样式雷'图档的观察与分析,对画样、烫样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阐明了'样式雷'图档出自'样式房'的雷氏家族,探讨了画样与建筑设计图、烫样与建筑模型、工程做法与设计说明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样式雷'图档穿插在清代二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对现代建筑设计表达具有指导意义。

简介：沈约于南齐永明年间担任御史中丞一职,作《修竹弹甘蕉文》,意在暗指当时吏部尚书王晏专权。明末文人吴从先作《甘蕉复弹修竹文》,以甘蕉的口吻弹劾修竹,指责修竹与兰、萱结党营私。通过对比两文,从创作动机、文章格式、叙事风格和文学价值来看,沈文都远远高于吴文。然而将两文比较研究,能够清晰地看出两代文风的差异及文人书写习惯的不同。

简介：旅游小企业已成为影响旅游目的地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文以阳朔西街、镇江西津渡、琼海博鳌3个不同类型的旅游目的地为案例,通过问卷调查,运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差异分析等数据分析方法,探究影响旅游小企业创业的目的地环境因素,并对比了不同类型的旅游小企业主所关注的目的地创业环境因素有何不同。研究发现,旅游小企业主创业时关注的目的地环境因素主要有人居环境、生活氛围、行业发展、自然环境、支持条件、社会网络。根据创业动机与扩张意愿的不同,本文将旅游小企业分为多目标型、商业型、生活方式型和维持生计型4种类型。各类型旅游小企业主在创业过程中对目的地环境的评估重点存在差异：多目标型旅游小企业主对目的地各环境因素的重视程度最高,创业过程中对目的地环境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估;商业型和维持生计型旅游小企业主较为注重目的地创业环境中的行业发展因素;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主注重目的地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氛围因素。

简介：殷墟王陵区共发掘十余座带墓道的大型墓葬,其腰坑的底部距地表的深度普遍在11~14米,远远超过同时期商代水井的地下潜水线,可证在王陵区商人营建大型墓葬时,墓穴（尤其腰坑）的深度均应穿透地下水,达到＂下及黄泉＂的效果。本文认为,这正是商代社会中＂黄泉观念＂的体现,商墓底部的腰坑就是死者灵魂通往黄泉路的入口,腰坑中的殉狗就是通往黄泉路上的引领者。

简介：中国传统造园手法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逐渐成熟并自成体系。然而中国传统的造园手法是否能适应现代的人居需求以及中国传统造园思想是否具有现代性,成为当代景观设计师思考的命题。选取苏州留园和纽约泪珠公园,通过对比分析两者造园手法的相似性,从中国传统造园自然观的现代性、中国传统空间造园手法的现代性和中国传统造景元素的现代性3方面展开论述,证明中国传统造园手法对现代园林的设计仍具有指导意义,当代中国景观设计师应格物致新,完成传统的接力。

简介：利用体式显微镜、金相显微镜及扫描电镜-能谱对17面浙江安吉上马山及山东临淄汉代铜镜进行取样观察、检测,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上马山铜镜表面保存状况较好,类似黑漆古,内部为α相优先腐蚀,临淄铜镜表面腐蚀严重,为Cu2O与二价铜的碱式矿化物沉积,内部主要为δ相优先腐蚀。利用Pourbaix图可以对两类腐蚀现象所处环境进行讨论,结果表明高锡铜镜基体在不同环境中存在α相或δ相优先腐蚀的现象,并与基体外部不同锈蚀相对应。此结果对研究不同环境中高锡青铜基体的微观及宏观腐蚀情况有参考价值。

简介：各自治州制定的单行条例存在民族性特点不足、单行条例与地方性法规混乱并行以及非民族性单行条例违背授权初衷等问题。自治州单行条例与地方性法规在立法主体、内容、程序等方面均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二者实际处于同一法律位阶。《宪法》《立法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单行条例的民族自治功能亟待重新确认。单行条例的民族自治功能实现,有赖于《立法法》进一步明确单行条例与地方性法规的范围边界;严格规范单行条例的制定和报批程序,对内容是否包含民族性特点进行重点审查;以及贯彻实施单行条例的合宪性审查机制。

简介：少数民族青年的政治认同是我们了解少数民族青年思想状况、政治情感以及对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和拥护程度的重要指标。通过对当代青年政治认同的比较分析发现,少数民族青年与汉族青年存在显著差异,影响认同的序列也存在显著不同。研究结果显示,少数民族青年的政治认同明显高于汉族青年;而党员身份在少数民族青年和汉族青年的政治认同中都没有起到显著作用。提示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有更多分层研究,同时,培育少数民族青年的政治认同首先要增强党员干部的“四个意识”,在当代少数民族青年政治认同培育的过程中,面对不同的政治认同主体,应采取不同的培育策略,强调不同的培育重点。

简介：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向西南地区推进,山地城市独特的地域风貌正逐渐被现代建筑代替,城市面临着严峻的特色危机。然而由于山地城市尚处于由数量增长向内涵提升的转型期,城市特色相关理论十分缺乏,亟需规划研究与指导。以重庆巴南区为例,将多维比较的方法引入城市核心特色资源识别,在自然山水、历史文化、城市空间三个方面将巴南与重庆其他区县进行比较,凝练出巴南核心城市特色,并通过构建＂点线面＂结合的城市特色格局,将特色要素融入空间规划,提出培育城市核心节点、梳理山水绿道、规划城市色彩等与巴南相适应的城市特色规划措施。

简介：1905~1923年,绅商自治时代的上海南市警察主要是本地出身,经费支出依靠自治机构的财政支出,警察职权以治安维持为主,并含有有限的市政治理职能。军阀统治时代的南市警察则主要是异地出身,经费支出则依靠江苏省财政支出,不足者以罚款等方式补充,警察职权面临着治安维持和市政治理的矛盾,在有限的警力条件下要承担原本市政机构应承担的许多职能,工巡捐局与警察厅共同提升了上海南市的行政成本,且模糊了市政和警察之间的界限。

简介：“蚂[虫另]节”是与花山岩画联系最为紧密、最具可比性的活态文化事象,作为壮族稻作文明核心载体、精神内核和动力表征的“蛙”即为二者核心的文化关联,生境、族群、文化表现、蛙崇拜等诸多方面的相似与相通表明二者都是那文化圈内大河生境基础上以壮族为主体的稻作文化的表征,蕴含着丰富的稻作文化内涵,它们分别以图像形态和节庆仪式形态向蛙神表达祭祀和敬仰,体现了壮族蛙崇拜厚重的文化积淀以及壮族人民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生活模式和生态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