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从乾隆二十年到道光初年,在乾嘉汉学之风的影响之下,在凌廷堪、胡承珙、褚寅亮、张惠言、程瑶田等人的实践推动下,《仪礼》学研究焕发出新的活力,展现出新的学术态势。礼经学家从各自不同的诠释策略出发,或继续兼采汉宋,或张扬朱氏学,或尊尚郑氏学,或进行汉学考据研究,或专事礼经校勘,体现出不同于清前期的"经世致用"观。从诠释学视角看,这一时期礼经学家选择适合自身诠释策略的文献著述体式和灵活多样的诠释方法著书立说,彰显出多样化的诠释风格。从地域视角来看,礼经学家的地域分布大都聚集在苏、浙、皖等地,形成一张独特的学术网络圈,他们之间相互交流问学,促进了《仪礼》学硏究的蓬勃发展。
简介:秦至清帝制时代法律的本质特征,是帝王们口含天宪,朕即法律,诏书、敕令、谕旨、御笔手诏,皇帝任何形式的言语、思想表述,都是法律或法律依据。帝王不仅具有立法的专断性权力,而且具有随时随意立法的便宜。专制帝王是唯一的立法主体,而法律的适用主体则仅仅是臣民,不存在针对天子、帝王犯罪的任何立法,皇帝本人超然于法律之上,享受法权的绝对独裁。立法的核心原则在于维护皇权的尊严,确保皇权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强化帝王的绝对权力。在司法实践中,皇帝直接涉入司法,控制司法最终审判权;在地方政府层面的制度设计中,始终实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统一,以保证皇权对司法权的绝对控制。帝王对立法权与司法权的独断,从一个方面证明了秦至清社会的皇权专制性质。
简介:《四库全书》的编纂是清初以来崇儒、重道的必然结果。《四库全书》的编纂表面上彰显了乾隆时期的文治之盛,实际上是朝廷为了解决朝野、南北学术思想的对立而进行的政治举措。具体而言,乾隆时期官方意识形态——理学日益固化而江南考据之学却日益盛行,为了消弭南北经学、儒学之差异、分立,朝廷急切需要整顿思想,重新树立中央权威。为此乾隆敕命编纂《四库全书》,以此来整合当时南北、朝野思想之差异,通过重建、统一以经学为核心的学术体系——清学,进而实现对全国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有效控制。随着《四库全书》纂修完成并颁行全国,清学成为了当时普遍的学术范式,由此也赢了江南儒士大夫们对清廷的文化认同。
简介:乾隆朝巴县档案的93个地方职役事例,大量出现保甲(保长、保正)、乡约常见名称外,还有约邻、坊长、约保、约坊、约甲、保邻、乡保、牌头、牌保、牌甲、地约、厢长、街约、场头、客长、约客、邻约等,这些用语的归类,如从空间上看分属于城、郊、里;如从行政系统看,大致属于乡约、保甲、场头客长三个系统以及三者的交叉。巴县档案保留了珍贵的签退承替乡约、保甲的制度与实践事例。我们找到230件嘉庆朝刑科题本的地方职役记载,地方职役的用语乡约、保正数量极少,较多的是约邻204件、保邻14件,其中约邻占绝对压倒性的多数。虽然约邻有乡约与邻居合称的含义,但是多数情况下可以径作"乡约"理解,是入约的邻居。"约邻"取代"乡约"成为日常用语,应是嘉庆时期乡约制度实践的特色之一。巴县档案中保留的告示、契约文书,有"约邻"的用语。百姓在供词中,也讲到向"约邻"报案,约邻处理纠纷。
简介:由于明代制度设计导致的理想与现实双重失意,根植于皇权社会儒学普范性共识,晚明儒生重构道统论,开始新一轮儒学革新浪潮,但也导致儒生集团分裂及与皇权关系更加紧张。清初孙奇逢率先通过重构道统论来重建儒学体系,费密则通过对孙奇逢道统的展开与重构,建构其"中实之道",走向"王道政治"和汉唐儒学,体现了清初儒生建设新社会和重构儒学体系的一种蓝图。由于书生论政,外王方面,费密虽把道统论建构转化为"王道政治"构想,但除鼓励儒生更加积极、全面向专制权力靠拢外,了无新意,内圣方面,虽转化为对汉唐儒学的重视却又不从事具体考据学的开拓,所以隐而不彰。宏观来看,清学也正是在皇权社会儒学普范性共识基础上,在清朝不断汉化的制度设计中,通过各立道统的方式,各学派由此展开。
简介:本文將《繫年》中的大量字形與抄寫時代較早的新蔡葛陵簡、曾侯乙墓竹簡等楚系簡牘文字進行比較,發現《繫年》的字形特徵具有相當古老、正統的特色,尤其是與下葬年代在楚悼王元年(前401年)到悼王七年(前395年)之間的葛陵簡的字形特徵、書風最爲密合,與一般的戰國中晚期的竹書文字特徵很不相同,結合《繫年》編纂成書時代的最大可能性來推測,清華簡本《繫年》最可能抄成於楚肅王時代到楚宣王前期之間(從字形特徵看,以肅王時代的可能性更大),是《繫年》定型之後的一個早期謄録本。《繫年》和葛陵簡等材料的比對結果,讓我們看到戰國竹書文字縱向時代性問題是確實存在的,以形體特徵和書風爲基礎的戰國竹書文字分類研究應儘快深入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