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序 言几年前,我提交过一篇关于讹答剌的论文,其中,我证明了1218年的讹答剌事件是世界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①。为了支持这个论点,我引用了不少历史事实来证明我的看法,即这个事件改变了蒙古帝国的命运和欧亚大陆的历史,特别是俄国的历史。毕拉教授70寿辰的美好时刻或许为我提供了一个通过简要描述其他西方作者如何对待讹答剌事件的情形,进而以某种历史编纂学的观点,重新阐述我的理由的机会②。人们对于讹答剌的说法就确定撰写一部专论讹答剌事件的独特学术著作来说,我尚未获得成功。但是,正如本文将表明的那样,讹答剌事件不仅令人吃惊地被人们所忽略掉,而且还是普遍受到蒙古学家随意处理事件的一个典型。为此,我已查考过大
简介:清代学者钱大昕曾纂次古今文人生卒年寿之可考者,为《疑年绿》四卷。其后赓续之作纷出,姜亮夫先生尝撰《六续疑年录》,后经扩充,增补修订,易名曰《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其书后出,蒐罗最富,查检甚便,为学者治史必不可少之书。惟历代人物,来如繁星,其偶有违失,固不害为名山盛业;订讹补阙,正后学者之责也。本文专就其书清人生卒年岁有疑误者,辨正是非,凡举正五十五事。
简介:<正>收在《敦煌变文集》中的《李陵变文》,是启功先生根据北京图书馆藏卷校录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所有的敦煌卷子中尚未发现《李陵变文》有第二个抄本,因此它现在仍然是个孤本。这个孤本自从启功先生校录以后,还没有哪位学者重新核对过,因为它一直被封存着,台湾学者潘重规先生在编著《敦煌变文集新书》时未见到它。最近,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期间,北图举办了部份敦煌卷子展览,我们趁此机会将《李陵变文》全文核对了一遍,发现了不少问题。本文就是我们通过核对原卷而作的关于启功先生校录的补校和对各家补校的意见的商榷。为便于核对原文,我们在每条原文前都标明了《变文集》的页码和行数(用点号隔开);凡引《变文集》中其它篇目,皆标明页码而不注书名;启功先生校录原文中有大量照录的俗字,以及用括号表示的改字,我们一般都直接予以改正,只有在牵涉校改时才原文照录。又《李陵变文》北京图书馆现编号为“新0866”(“新”是新编号的意思,在《千字文》编号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