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近代中国危机深重,国人迫切希望寻到摆脱危机、实现富强的捷径。受长期专制统治的影响,国人颇相信政治对社会、国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当西方近代政制的优越性以及德国、日本推行的国家主导近代化的模式为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所推崇时,改革政治,以近代化的国家权力推动国家发展,实现国家富强,就成了时代思潮。政治革新需要社会条件的支撑,近代中国思想界对此也有所认识,但在时局的催逼与国亡无日的焦灼感的驱动下,从甲午战败到第一届国会解散,政治改造优先论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近20年专注于政治改造未见成效,而时局日趋黑暗,思想界围绕未来路向乃发生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之争。此番论争规模不大,但其提出的问题实为近代中国思想的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从此争论,我们可以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思想理路。
简介:明初废除相制以后,相臣、相国、相公等前代非正式的宰相称谓广泛存在于明人语境之中,明人关于相的文化体认依然清晰。明人以理想之相所应具备的相业、相体与相度等尺度品评本朝阁臣,功业与为相之道并重,徐阶与张居正等人因之所获评价不同。总体来看,明人在有相之历史记忆与无相之现实环境之中形成了独特的君相政治思维,之所以存在相之价值如何、阁臣是相与否等种种争论,表明明人在废相之后的无所适从。然而相臣可议,相制却是不可触碰的政治禁忌,明人在政治思维与实践层面皆未能突破"阁臣类相"的桎梏,未能发明出彻底解决行政中枢权责游移的调适之道,阁臣终究难于自处,这是晚明政治困局的重要致因之一。
简介:政治大统一是中国历史的第一前提。秦始皇统一天下,创造了人民生存发展的平台,但是,他在治国价值理念上却选择了法家思想,导致了剧烈的文化冲突。汉初选择黄老思想,提倡清静无为,促使社会度过了大乱之后百废待兴的短暂的特殊时期。当这个大一统的国家过渡到正常状态时,必然要寻找新的立国之魂,确立远大的治国指导思想,汉武帝担当了这个历史转型的艰巨任务。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主张“大一统”和“尊六经”,与汉武帝达成高度共鸣。确立儒家经学为国家的最高意识形态。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对经学走上中国政治舞台开了先例。汉武帝的政策核心是“举贤良、明教化”和“尊儒”,但是他也“尚法”,所以,汉武帝时期的政治还算不上是“王道”政治.而被定位为“霸王道杂之”,但历史已经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纵观秦汉之际,“秦皇”解决了“以武定天下”的问题.而“汉武”则解决了“以文致太平”的问题,后来中国历代的朝野都基本认同这个“文治武功”“文韬武略”的大逻辑,成为高度的共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简介:从1939年到194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曾数次独立举行对黄帝与成吉思汗的祭祀典礼。这两项祭礼不同于明清时期的帝王陵寝祭礼,而是被设计成象征威权体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现代政治仪式。经过数年延续,二者成为新的革命礼仪传统。其所展示的操演策略与社会动员技术主要模仿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相关仪式。在对黄帝、成吉思汗的符号建构与仪式象征的运用上,边区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始终存在竞争态势,其实质在于两党政权正当性的冲突与对抗。在国共两党的政治弈局中,边区政府的成吉思汗祭礼有力增进了蒙古族对中共政权的认同感,而黄帝祭礼则生动展演了中共的民族主义策略与威权政治体制。这两种祭礼的运用,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共在局部执政时对政治进行仪式化运作的机制与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