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在考察规约隐涵、一般性会话隐涵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语句的非真值条件意义的再处理设想,即缩小“隐涵”范畴,扩展“语义预设”范畴。具体言之:解散隐涵集合体,只保留特殊会话隐涵,即“隐涵”等于“特殊会话隐涵”;取消“规约隐涵”概念,把它归入语义预设(强规约隐涵归入典型语义预设,弱规约隐涵归入非典型语义预设);取消“一般性会话隐涵”概念,把它归入非典型语义预设。“预设”概念的外延扩展后,其分类系统则为:预设分为语义预设与语用预设;语义预设再分为典型语义预设与非典型语义预设;语用预设再分为命题内容条件语用预设、预备性条件语用预设、真诚性条件语用预设和实质性条件语用预设。
简介:1935年版的《巴黎,19世纪的首都》尽管体现了瓦尔特·本雅明在方法论上的唯物主义转向,但是依然暗含着祈求弥赛亚救赎的悲悼性。悲悼性隐喻于辩证意象内部"过去"与"当下"的张力之中,当代人通过与受压迫者的对话,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力神话是建立在历代被统治阶级受难牺牲的基础之上。受压迫者记忆的重视,将瓦解生产力神话所支撑的资本主义政治的合法性,为当下的革命实践赋予正当性。波德莱尔被视为一个现代性的爆破者,其诗歌中的堕落意象是一种意在颠覆现代性的革命姿态。总而言之,本雅明是激进的现代性爆破者,他的目标是瓦解支撑法西斯统治的历史哲学基础,直接摧毁现代性,而不仅仅是一个商品梦幻与都市文明的批评者。
简介:侗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侗族大歌被誉为“具有世界水平的民间音乐”,是侗族文化浓缩的精华.侗族大歌的洋洋外观是生命意志的本真活动,生命意志的跃动正是侗族大歌产生的源泉.产生和发展,就是把自然声音融入歌声来表达人的情感,结合多耶舞使个体的人走出日常生活的樊篱和束缚,消融在歌舞的洪流里,让个体生命的高歌成为集体的狂欢,达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大地的共生共在.侗族大歌既是酒神又是日神的艺术作品.婉转的旋律正是这种“意味深长之奥秘”.侗族村寨大多依山傍水,侗家人通过对生存的深刻体验,在对生存的痛苦的反抗中形成了“艺术的形而上学”,是“此岸慰藉的艺术”.侗家人正是这种在侗族大歌的家园中放逐自己的酒神情绪,沉醉于审美的生活中.
简介:先秦儒家主大义灭亲吗?其答案至少不是全称判断。比如,《春秋》记载鲁国诛庆父这个经典案例及其微言大义,就疑大义灭亲,而有亲属容隐制度萌芽。春秋鲁国宗室和朝臣庆父、叔牙、季友是三兄弟,叔牙、庆父先后弑君(也分别是弑兄杀弟),季友则立诛叔牙、缓诛庆父,力守君臣之义,同时尽可能悉心敦睦并力保延续与叔牙、庆父的兄弟伦理,曲尽亲亲之道。伦理亲情中血色淋漓,刀光剑影中维护伦理,其中蕴涵着求解伦理和政治法律关系两难、顾全伦理和政治法律关系的努力及其智慧。其直面问题、寻找成因、求解两难、所达目的等方面,都对大义灭亲审慎存疑,发育着亲属容隐制度。由此细化深化大义灭亲、亲属容隐研究,有助于凸显其两难,妥为调谐伦理和法律关系。
简介:以大学生为被试,采用IAT范式,通过两项实验探讨了健全人对残疾人行为的内隐认知评价及其可塑性问题。其中,实验1基于对残疾人和健全人图片以及表征残疾人行为特质结构的分析及其标定词筛选,考察了对残疾人行为特征的内隐认知评价特性。实验2以镶嵌残疾人图片的正性行为描述性信息为文本阅读材料,采用概念启动范式,考察了健全人对残疾人行为的内隐认知评价特性的可塑性。结果发现:(1)被试对残疾人持显著的内隐负性认知评价(实验1);(2)阅读残疾人正性行为描述性材料可显著减弱该认知评价(实验2)。因此,创造条件鼓励残疾人尽力发挥其积极的社会功能,引导和塑造其身残志不残的品质,有助于改善健全人对该类人群的内隐认知偏见。
简介:西方哲学史上存在着三组基本而又非常重要的哲学概念:分析与综合、先天与后天、偶然与必然。按照对这三组概念的一种理解(如逻辑经验主义):分析陈述=先天陈述=必然陈述。康德打破了分析性与先天性之间的联系,克里普克打破了先天性与必然性之间的联系,奎因打破了分析与综合的区分。上述哲学家的洞见对我们深入理解三组哲学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哲学问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近三十年来,一些分析哲学家进一步研究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卡普兰打破了分析性与必然性之间的关联,策尔塔打破了必然真与逻辑真之间的关联,从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深入的分析性概念。通过区分两种必然性(语言必然性和事实必然性).再根据此种区分对三组概念的分分合合展开全面的梳理分析,并依据策尔塔对逻辑真的解释对分析性重新给予界定,一种薄版本的分析性概念可得以坚持:分析命题就是逻辑为真的命题,而并非必然为真的命题。
简介:现代审美范式经历了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型,又面临着新的美学挑战。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深入、后现代主义语境的转换以及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美学已不再局限于艺术领域,而是向政治、经济、文化、消费领域、日常生活领域扩张。审美动因与经济动因的重合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基础和前景,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结构性转变,理论的突破和创新显得极为迫切。为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提出了新的解答模式:悲剧性现代性与进步论现代性。他认为,尽管现代社会中很多艺术形态面临着被政治同化的危险,悲剧作为苦难和痛苦的表述,与整个社会的统一幻象保持着一种游离并与社会总体性分裂的力量,拒绝同质化和同构化。考察伊格尔顿对悲剧性现代性与进步论现代性两种现代性的重要命题,对于当前现实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伊格尔顿关于对悲剧性现代性与进步论现代性两种现代性的思考结果,是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集体性智慧的概括总结;其次,伊格尔顿对悲剧性现代性与进步论现代性两种现代性的提出,可以为我们审视当下社会、经济、文化及艺术现象,提供新的理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