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用法制遏制腐败李建明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中把坚决制止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的消极腐败现象，加强党风政风建设，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最近五年内五项阶段性任务中的第一项，作为干部群众反映强烈因而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之...

简介：<正>人到中年,工作、事业、家庭等基本上大局已定。对人生的期望值越来越小,尤其是当前的“下岗分流”、“提前退休”等政策的出台,更影响了一部分人的情绪。许多中年男子终日郁郁寡欢、闷闷不乐,有时又心情焦躁、心烦意乱。这种情形,不仅在中国常见,在国外也不少见。美国加州大学的郝伯格教授发现,中年男性常常出现与更年期综合征不同的症状,其主要表现是:在性格上和心理上产生突变,整日精神萎靡不振、郁郁寡欢,遇事焦躁易怒,自己又否认有任何疾病,郝伯格教授把这种症状称为“灰色心理病”。产生这种病无非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自身生理和心理上的原因,另一方面是社会压力的原因。

简介：有人认为，儒家伦理是腐败的文化根源。本文针对这种观点进行驳难。首先，在“述旨”部分，就这种观点所涉及的儒家经典中的三章（《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日”章、《孟子·尽心上》“桃应问日”章和《孟子·万章上》“象日以杀舜为事”章），本文陈述了历代注解中最值得重视的看法，以此作为分析相关问题的根据。其次，在“析理”部分，就持论者对这三章的过度诠释，本文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应当从美德伦理学的角度而非从义务论的角度去理解儒家思想，质言之，这三章都应当从“行乎中道”的角度去理解，而不能从抽象原则的角度去理解。最后，就持论者持论的不同层次，本文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圣人腐败论、伦理原则腐败论和文化心理腐败论是持论者持论的三个不同层次。前两个层次的漏洞比较明显，因此反驳也比较容易。比较特别的是第三个层次。通过对文化心理腐败论的仔细分析，本文指出，认为儒家伦理是腐败的文化根源的看法实际上以大公无私的观念为基础的，这可能是持论者自己没有意识到也不愿意承认的一点。相比之下，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公不废私的思想则是一种更为平实、更值得欲求的伦理观念。

简介：历史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法治的不确定性、“一手硬、一手软”、分配不公与监督体制不适应等等,为产生腐败的条件或原因。治腐对策有: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加强法制建设;采取措施解决分配不公问题;提高领导认识,坚持“两手抓、两手硬”;改革监督体制,加强监督力量。

简介：会计伦理作为决定会计人员行为的一种主要力量,是可以在预防经济腐败中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的。经济腐败,需要财务造假的配合,会计伦理缺失引起会计行为异化,会计行为异化又导致经济腐败。文章首先对预防经济腐败的会计手段进行了阐述,进而指出了运用会计手段预防经济腐败乏力的根本原因是会计伦理缺失,最后在分析会计伦理在预防经济腐败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化会计伦理环境、构建会计伦理制度等预防经济腐败的措施。

简介：新时期邓小平反腐败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惩治腐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邓小平反腐败的思想，是在党内消极腐败现象滋生蔓延、日益严重和反腐倡廉实践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其特点是提出防止腐化、强调惩治腐败和形成系统反腐思想。

简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从严治党,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习近平反腐败思想是这一伟大实践的理论结晶。全党在实践习近平反腐败思想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深入学习、研究习近平反腐败思想及其指导下的实践,对于继续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进党的伟大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论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周国朝一、进一步提高在发展市场经济下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反腐败斗争，是密切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大问题。要充分认识这个斗争...

简介：●私有制是腐败现象的社会历史根源●商品经济其本性与腐败现象不相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克服腐败现象的重要途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反腐斗争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

简介：<正>我国十年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机关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奉公守法、廉洁自律、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但也确有一些党政干部,经不起改革开放的考验,经不起物质利益的诱惑,参与赌博活动。赌博现象尽管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却严重玷污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禁赌应是惩治腐败的一项重要内容。

简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针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腐败斗争面临的严峻现实，大力加强反腐败斗争。结合新的实践，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反腐败思想，有力的指导了新时期的反腐败斗争。

简介：腐败防治事关国家存亡。在我国“小官巨贪”现象严重的背景下,从法伦理学的角度探讨基层腐败防治问题,不仅具有法律上的意义,更具有伦理上的价值。本文从法伦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基层公务人员腐败现状和腐败原因,研究并参考了国外基层反腐成功经验。对“家庭财产申报”“特别风险岗位评估”以及“独立监督机构”等制度的构建或完善,进一步使我国反腐败立法更加完善,科学构建我国“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腐机制和廉明公正的道德风尚。

简介：近年来,腐败心理与行为正在逐渐成为多学科共同关注的前沿问题。文化视角的腐败心理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本文力图从腐败现象的概念、指标和测量工具的发展演变三个方面梳理文化与腐败的相关研究成果。腐败的定义繁多,一般理解为一种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由于腐败行为的隐蔽性,目前难以在研究中直接观测腐败行为,往往通过一些替代性指标来揭示腐败,比如腐败感知与腐败容忍度、腐败经验、腐败意向以及行为模拟等。在测量工具方面,自陈量表、情景测试等方法在不同腐败指标的测量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博弈范式和大数据方法可以为未来文化视角下的腐败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测量手段。

简介：当前我国大陆公众的腐败容忍度究竟如何，通过对高校在校学生和在职人员（公职人员为主）的问卷调查发现：一，在校学生与在职人员的腐败容忍度不存在显著差异。二，人们对政府腐败更不能容忍，其具体的容忍值可划分为三个等级：较低容忍腐败（Y〈3）主要是危害公众安全和官员私生活混乱的腐败；中度容忍腐败（3〈Y〈4）是≯亍立名目收取贿赂和以权谋私的腐败；而较高容忍腐败（Y〉4）主要是集体性腐败和被动型腐败。三，低腐败容忍度并未带来高反腐积极性，人们对腐败的关注度较高，但总体参与度较低，且反腐意愿不受教育程度影响。四，收入水平和利益相关度直接影响人们的腐败容忍度，个人收入越高，腐败容忍度越高；而利益相关度与腐败容忍度呈正相关。

简介：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和推进,腐败现象也急剧扩散,成为严重危害经济建设和政治稳定的社会问题。作者从这一问题的由来入手,对它的形成作了感性的探究和理性的思索,并提出了一定的治理对策,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参考。

简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反腐败斗争中形成了新的观点,进行了新的反腐败实践。在反腐理念上,提出进一步加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制定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创新'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新思维,对腐败保持高压态势,加强反腐败的制度建设等新论断,同时提出了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依法反腐、将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发挥监督作用等观点。同时,进行了改革巡视制度,完善纪检体制,严打'老虎'、严拍'苍蝇',国际追逃追赃,正人先正己、防止'灯下黑',为民做实事等反腐新实践。这一系列反腐新理念、新观点和反腐斗争新实践有力地促进了反腐斗争。在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创新反腐新理论,开展反腐新实践。

简介：<正>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按照邓小平同志的一贯精神,在抓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队伍建设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

简介：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也科学地指出了产生腐败的社会根源和消除腐败的基本途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保持廉洁、反对腐败'庄严地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成为始终不变的立党方针。党执政近70年,在不同时期,总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反腐败思想,紧密结合反腐败斗争实际,创造性地发展反腐败理论,有效地指导反腐败斗争不断取得新成绩。在新时代,胜利推进反腐败斗争,必须坚持以习近平关于反腐败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以坚如磐石的反腐败决心,持续保持反腐败斗争高压态势,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建系统反腐的社会基础。

简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清晰的管党、治党思路，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从数量上看，立案查处人数创历史新高；从态势演变看，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从体制机制看，“三不”协同反腐机制进一步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基本经验是多方面的：核心要义是要坚持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基本思路是要反腐败顶层设计与问题导向相统一；重点对象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反腐败思想教育与制度规范相结合是反腐败的可靠保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是反腐的战略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切实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显著增强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

简介：几年前，在中国学术界爆发了一场关于儒家“亲亲互隐”的讨论，这场讨论的导火索是刘清平教授发表于《哲学研究》2002年第2期的文章《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引发了该杂志同年第10期郭齐勇教授的商榷文章《也谈“子为父隐”与孟子论舜》，此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在杂志上公开反复辩难的文章达30多篇，涉及辩论的学者有30多人。这场争论的一些文章收录在由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一书中。从收录文章的状况看，如果我们将捍卫儒家“亲亲互隐”的一方称为“正方”（以郭为代表），将批判这一原则为“腐败之源”的一方称为“反方”（以刘为代表）的话，那么这部70万字的文集中“反方”只占12％的篇幅，约8万余字，其余60余万字全是“正方”，形成了对“反方”的“围攻”之势，“反方”在文集中的意义似乎只是充当“活靶子”。当然。我并不是说主编者有意造成了这种“围攻”。但这种现象至少客观上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内学术界捍卫儒家传统的学者们在涉及到自身“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上有一股不可遏止的热情；相反，批判这一传统的学者则比较相信逻辑的力量，只要这种逻辑没有被驳倒，就无意于反复纠缠于一些没有理论意义的口水仗中，只限于坚持自己的逻辑一贯性。所以笔者在通读这部文集之后，深感双方在所争议的问题上并没有形成真正有利于推进理论本身的对话，而是存在着严重的语言障碍。问题主要在于，“正方”的多篇文章中包含太多的自相矛盾和逻辑错误，并且由于情绪化的色彩太浓而发现不了自身的这些错误；而“反方”虽然文字大大少于“正方”，但实际上基本立场并没有被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