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自远古到西周时期为中国法制起源时期。这一时期的法制和秩序,虽为后世中国法制和秩序肇定了雏形,但不无原朴、草创、蛮昧、多禁忌的早期特质。这一时期的中国法制和秩序的基本旨趣与特征,可以概括为彰显天命天法、追求天人沟通,重视血缘纽带、注重敦睦亲族,注重庶人参政、忆恋原始民主,强调顺俗为治、注重礼法习惯,以政治法律为兵戎之延伸等五个方面。进一步阐析中华法制与秩序的早期特质,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民族个性或民族精神的认知。

简介：文化哲学视界中的“文化”范涛具有不同于一般文化研究领域中“文化”范畴的特定规定性，作为文化哲学研究之对象的“文化”必须具有人本性和总体性的特征。与之相一致，文化哲学在基本旨趣上不是对文化现象的一般描述与解析．从根本上在于通过对文化的探讨，在最深层次意义上探讨人本身及其存在。因而，文化哲学就不能定位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或部门哲学，而是哲学发展史上的一种新的哲学形态。

简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未来前景的纲领性描述,是共产主义学说的凝练表达。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总体性的历史理论,其根本的立脚点是作为“人类史前史”终结同时又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人类”新开端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感性意识”及其理论表达,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核心所在。

简介：俞吾金教授的新著《实践与自由》和他的整个实践哲学研究体现了实践哲学的根本旨趣——爱智慧与爱自由。“文革”后，中国学界对实践的理解经过了四个演进环节，分别由四位学者所代表：艾思奇——把实践规定为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把自由规定为对必然性的自觉服从；李泽厚——提出了实践哲学的主—客体框架；高清海——用实践观点超越“唯物—唯心”的哲学范式：俞吾金——以揭示实践的自由本质为己任。俞教授把康德看作通向马克思的桥梁．通过阐发康德对“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与“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的区分．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与本体意义的自由关联起来，为中国社会未竞的启蒙事业和政治自由揭示了一种最具合法性的理论根据。在相关实践课题和思想资源长期被各种意识形态教条和学术行话所层层遮蔽的情况下，俞教授坚持不懈地为实践自由而思想，显示了一位哲人的睿智、良知和勇气。

简介：一《文选》卷四十八《班固典引》:永平十七年,……诏因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义)士也。《后汉书·蔡邕传》:(王)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汉记》卷十四:上以迁欲沮贰师,为(李)陵游说。上怒,乃族陵家,而下迁腐刑。司马子长既遭李陵之祸,喟然而叹,幽而发愤,遂著《史记》。(三国志·魏志·王肃传》:帝又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史通·探赜篇》:迁之纰缪,其流甚多,……遭彼腐刑,怨刺孝武。以上诸说,词异而意近,概言之,诸著者因太史公由李陵事而下蚕室,遂误以为太史公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旨在非贬孝武。当然,前贤依据《史记·太史公自序》篇对以上说法加以辨证,说明太史公是承其父淡临终之命而著《史记》的,亦即太史公著《史记》在前,而因李陵受刑,实乃远在其操笔撰史多年之后。至于《史记》是否“贬损当世”、“怨刺孝武”则皆以“良史实录”、“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而昭法式”的纯史观点加以诠释,而不再作深入的研读。于是师师相传,至于今日。

简介：“师”，原为效法之义。由此引申为以可资效法或可资鉴戒之人为“师”。这种“师”的观念在传统的师资文化中，一直传承至今。在教与学组织萌生以后，逐渐形成以授业为职能之师，即弟子的“业师”。随着时代变迁、授业职能的演变，师资文化日益复杂。其中存在今古师资文化的异同与中西师资文化的异同，师资文化本该成为研究的对象，然而实际情况未必如此，个中缘由也就值得研究。

简介：我们在普及教育运动实践中,常常发现老百姓中有许多穷苦孩子有特殊才能,因为没有得到培养的机会而枯萎了。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这是民族的损失,人类的憾事,时时在我的心中,提醒我中国有这样一个缺陷要补足。抗战后,从国外归来,路过长沙汉口时,看到难童中也有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小孩,尤其在汉口临时保育院所发现的使人更高兴。那时我正和音乐家任光先生去参观,难童中有一位害癞痢的小朋友,但他是一位有音乐才能的孩子,不但指挥唱歌有他与众不同的能力,而他也很聪敏,任光先生给他的指示,他便随即学会。又有一次,我在重庆临时保育院参观,院长告诉我一件令人愤愤不平的事。他说近来有不少的阔人及教授们来挑选难童去做干儿子,麻子不要,癞痢不要,缺唇不要,不管有无才能,唯有面孔漂亮,身材秀美,才能中选。而且当着孩子的面说,使他们蒙上难堪的侮辱,以至在他们生命中,烙上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以上三个印象,在我的脑子里各各独立存在了很久。有一天,忽然这三个意思凝合起来了:几年来普及教育中的遗憾须求得补偿,选干儿子的做法,2018年第13期5应变为培养国家民族人才幼苗的办法,不管他有什么缺憾,只要有特殊才能,我们都应该加以特殊之培养,于是我便发生创办育才学校的动机。当时就做了一个计划,由张仲仁(一麟)先生领导创立董事会,并且得到赈委会许俊人(世英)先生之同意而实现,这是去年一月间的事。

简介：在国人的淑世、强国思想和近代小说观念的影响下，近代中国出现了以创作旨趣和题材命名的社会小说，并借助报刊形成一定的声势。早期社会小说家出于救世强国的热心，按照他们的救世思想，进行社会小说创作，表达了他们科学救国、改良风俗和恢复道德以淑世的思想。这些思想虽然没能实现，但我们不能无视其存在，这是近代进步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近代文学具有近代性的重要表现。

简介：课堂教学是素质教育的主渠道,我校经过多年＂润泽教育＂办学特色的实践与探索,本着＂春雨润无声,教育贵无痕＂新课堂教学理念,形成了独特的课堂教学模式——润泽课堂。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在课堂教学中我们植入了高效教学的理念和策略,于是追求有效课堂和高效课堂成了课堂教学的唯一宗旨。但是,这样的课堂又偏离了素质教育的轨道,走入了＂重效益不重情怀,重知识不重人性,重硬达成不重软力量＂的误区。

简介：《马氏文通》是中国语法研究第一部专书，《论句读卷》的完成标志着汉语语法独立研究的开始。《马氏文通》揭示出汉语语法的基本规律，揭示出句法成分的基本关系：主动与被动、条件与结果、时间与空间等关系。当今语法学所说的句类体系在其中已见雏形，语法研究的“二分法”也来自于该书。马氏开创体系之不可殁，研究方法启人深思。语法研究必须牢牢依据汉语的特质来进行，这是马氏能够科学吸收西方理论、成功建立语法体系的原因所在。

简介：姚建宗在《法学》2000年第7期撰文论述了法治的审美旨趣与美学意境的问题。作者认为：一、法治的生成与运作的表达的社会活动主体与作为客体之法治要素的相互塑造与型构。彼此赋予对方以价值和意义。这种价值和意义与人性的契合．呈现出的乃是社会活动主体在法治问题上的审美立场；就法治自身而言，它所呈现的乃是法治的审美观点，即法治的美学标准。

简介：神话是最古老的一种艺术载体,它保存了各民族原始文化或民间文化生活中的精神想象与艺术创造的成果,并且与原始宗教和诗歌具有亲缘性联系.现代意义上的神话解释一方面重视通过神话去还原各民族的原始文化信仰,另一方面则重视探讨神话思维的诗性自由特质,强调神话与文艺创作之间的联系.神话解释中的这种文化诗学意向为现代艺术解释建立了一种有意义的诗学价值范式.

简介：修辞学的当代复兴使法律修辞学从说服的技艺发展为实现裁判合理性的方法论，法律修辞学以关系本体论的法概念论作为理论前提，以论题学为思维方式，在知识属性上体现了分析学与诠释学在法律论证理论上的融合。法律修辞学是作为规范性的法律方法论，适应司法民主化的发展趋势，并使司法中的价值判断活动规范化，但法律修辞学在法律论证中的作用是有限度的，必须警惕修辞在司法过程中的负面作用。

简介：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笔者发现了吴兴华在燕京大学就读时所写的本科毕业论文，该文系用英文写成，就笔者所知，这可能是目前吴兴华的诗论作品中最为详实和重要的一篇，从中可以看到吴兴华比较全面的诗学观念。

简介：如何建构和谐社会，不仅需要实践的探索，而且需要哲学的论证。哲学一直从理性化的角度把握思想中的时代，并为这种孜孜不倦的追求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理论学说。重新审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哲学的发展史中吸取营养，必然认识到个人与社会分离的当代哲学旨趣。

简介：毛泽东一身而兼具理论家和实践家双重身份，因而其理论活动便不可避免的会具有理论旨趣与实践旨趣双重性质，同时，对于一种哲学来说，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这双重功能，由于理论与实践关联的复杂性，很可能会在二者之间会出现不一致性。因此之故，这两者之间的不一致性在兼具理论家和实践家双重身份的毛泽东那里，有着特别典型的体现。就当时以苏联教科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一方面，这种决定论的理论体系由于其具有马克思所说的理论上的彻底性，能够有效的用于掌握群众，从而不可弃绝之，但另一方面，又由于这种决论的理论不仅从逻辑上使得改变世界的行动成为不可能之事，而且还由于其抽象性、僵硬性而往往导致实践或行动的失败，因而又必须予以严厉批判。但既然这两方面都为成功的政治实践之所所必须，则尽管两个方面难于兼容，但却必须使之并存。这似乎便是毛泽东具有两种哲学之缘由。推而广之，对于任何兼具理论家与实践家的人来说，如果他既要正确地行动，同时又要掌握群众去行动，则其若要成功，必定需要两种哲学，一种用于掌握群众，另一种则用于正确地行动。这样，这种两种哲学的视野便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去分析任何政治实践中的不同理论倾向及其间的张力问题。进而，对于一个行动着的理论家或者说对于一个需要理论指导和凝聚人心的政治集团来说，分别适应于正确行动和掌握群众的两种哲学的并存也表明，要想掌握群众，或许用一种理论上彻底的外来哲学理论便可，但要想成功地行动，或者说发展一种能够成功的行动的哲学，却必得借助于传统思维方式方有可能奏效。

简介：生态中心主义是一种主张把伦理学视域扩展至大自然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思潮之一。以生态学与生态链相互联系为学科背景与论证依据，以实现整体主义生态价值观为主要诉求是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特质；在其规约与统摄下，生态中心主义主张拓宽道德关怀视域，即伦理关照从传统人与人之间扩至整个生态系统。大地伦理学、自然价值论、盖娅假说、深生态学分别从不同视角与层面阐述与揭示了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特质与道德旨趣。

简介：人民幸福是习近平主席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的核心命题,它启示我们:人生的最根本追求是幸福最大化而不是财富最大化,人生活动的最根本成本是生命成本,人们真正需要的效率是人生成本最小人生幸福最大的效率;最深层的公平分配原则是为了达到增进人民幸福的目的,分配应该分配的幸福要素,将应该分配的幸福要素分配给应该者;财富最大化的效率未必是合理的效率,公平的分配未必是合理的分配,人民幸福是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根本精神。

简介：从乾隆二十年到道光初年,在乾嘉汉学之风的影响之下,在凌廷堪、胡承珙、褚寅亮、张惠言、程瑶田等人的实践推动下,《仪礼》学研究焕发出新的活力,展现出新的学术态势。礼经学家从各自不同的诠释策略出发,或继续兼采汉宋,或张扬朱氏学,或尊尚郑氏学,或进行汉学考据研究,或专事礼经校勘,体现出不同于清前期的＂经世致用＂观。从诠释学视角看,这一时期礼经学家选择适合自身诠释策略的文献著述体式和灵活多样的诠释方法著书立说,彰显出多样化的诠释风格。从地域视角来看,礼经学家的地域分布大都聚集在苏、浙、皖等地,形成一张独特的学术网络圈,他们之间相互交流问学,促进了《仪礼》学硏究的蓬勃发展。

简介：《包楞调》是一首极具鲁西南地方韵味的民间歌曲，也是彭丽媛的成名作之一。该民歌来源于山东菏泽地区民间古老歌舞艺术“担经”。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包楞调》是经过数位艺术家不断打磨整理创作出来的，它既具有“一楞成衬”的语言风格、爽朗欢快的节奏曲调、灵活多样的旋律变化、“拖、甩、挎、脆”的演唱风格等艺术特色，也具有山东韵味的地域美、“一楞多衬”的风格美等审美特点。它的问世，填补了我国“古代民歌无花腔”的学术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