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目 录 一、支配地位与滥用行为 （一）支配地位及其界定 （二）滥用行为及其形态 二、我国对滥用行为的法律规制 （一）我国的支配企业及滥用现状 （二）我国对滥用行为的法律规制现状 （三）我国规制滥用行为的法律存在的问题 三、对我国规制滥用行为立法的展望 （一）立法的保护目标及模式 （二）立法对支配地位的界定 （三）立法应确立的滥用行为及法律责任,（一）支配地位及其界定 滥用行为的主体是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1、《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了三种经营者滥用支配地位的行为

简介：

简介：互联网经济在全球范围持续高速增长,互联网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企业间垄断纠纷日益增多。由于互联网行业具有的双边市场、免费服务、网络外部性和用户锁定效应等区别于传统行业的特点,其相关市场界定、市场支配地位判定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标准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趋势。应当深入分析互联网行业特点及其对互联网企业相关市场界定及市场支配地位判定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行业现实,对互联网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所实施的具体行为进行分析和认定。

简介：摘要：知识产权作为一项排他性权利，自产生起便与“垄断”产生了互相依存的关系，这是法律赋予权利人的自由支配权。互联网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现在，知识产权的权利人们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展示自己的作品，由于互联网平台的特殊主体身份，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侵犯了著作权人的相关权利，使得本身属于著作权人的“垄断”权利被强制划为互联网平台共享。本文以“微信表情包”案例为切入点，研究互联网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和平台正常管理行为之间的界限认定，以及互联网平台在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中的主体责任认定。

简介：《欧盟运行条约》第102条虽然规定了禁止滥用市场力的行为,但并没有给出市场力滥用行为的法律定义及其明确的认定标准,而是仅仅在第l句对行为进行概括性描述,之后在第2句列举了几种典型的市场力滥用行为。因此在适用第102条认定市场力滥用行为时,需要欧盟委员会和司法实践预先确立一个分析标准。然而,实践中是否真正存在这样一个普适性的分析标准呢?如何确立这样的分析标准?本文拟从第102条的内容以及对于滥用行为的认定现状入手,结合医药领域对市场力滥用行为的认定,分析确立普适性标准的可行性,并就创新保护与自由竞争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提出看法。

简介：伴随着金融业综合经营在世界范围卷土重来,金融企业集团化已经成为主流趋势。在市场规律和政府偏好双重作用下,金融集团极易形成市场优势地位并在制度缺失背景下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由于金融集团规模巨大实力雄厚,所以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对市场竞争机制危害极大,需要反垄断规制。该文主要探讨了金融集团市场支配地位的形成、滥用的行为表现以及反垄断规制的相关问题。

简介：本文突破现有证券违规立法的框架结构,大胆探索欺诈客户证券违规行为模式,对证券欺诈客户刑事犯罪化问题进行探讨,解决了与在欺诈客户行为不同法律责任问题上的交叉问题.

简介：2011年轰动全国的反垄断案件当属电信联通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一案。国家发改委对此案展开调查的理由是电信联通对与其有直接竞争关系的运营商和没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终端用户实行不同的接入价格,构成了反垄断法上的价格歧视。该理由是值得商榷的。结合国外类似案件的处理经验,笔者认为认定为价格挤压行为更为合理,其认定需考虑主体是否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纵向一体化企业、必要投入理论、排挤效果、合理抗辩理由、实质性影响竞争等要素,而目前中国反垄断法中并未对这一行为加以规定。

简介：“近年来，随着我国网民人数的不断攀升，网络文学市场也越来越火爆，以起点中文网为代表的一批文学网站发展迅速，读者群数量惊人。网络阅读甚至有颠覆传统阅读模式之势。不断增长的网络阅读人群给网站带来了收益，也由此带来了各图书网站之间争夺读者的大战。本案就缘起于一篇受到网民追捧的原创文学作品，两家网站为此打起了反垄断诉讼。而这场有别于传统行业的诉讼，无疑给司法实务界提供了对照我国的反垄断法进行研究和分析的案例素材。”本案的主审法官徐燕华如是说。

简介：基本权利滥用禁止原理的正确适用，关键在于确立基本权利滥用的认定标准。比较法视野下基本权利滥用的认定标准，已有日本、德国和欧盟三种模式。但基于我国相关的宪法规范、立宪背景、基本权利保障制度的结构与现况、基本权利滥用原因等因素，适合我国国情的应是比已有三种模式更严格的认定标准：存在主观恶意，明显违反或背离基本权利目的，并且客观上造成了破坏法治秩序的不良后果。此标准从前提条件、行为定性、主观要件和行为后果四方面可形成更具操作性的构成要件。

简介：互联网企业奇虎360与腾讯qq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争执在2010年一度闹得沸沸扬扬，尽管在行政部门的干预下结束了，但留给法学界的讨论远未停止，此案折射出了我国互联网发展与管理的许多法制漏洞：即互联网领域缺乏一套完善的竞争法律体系，具体来讲就是该怎么界定互联网企业的是否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以及其是否滥用的。

简介：摘要：在全球步入数字经济时代的背景下，大型数字平台更容易形成垄断现象。这种垄断现象源自它们独特的网络效应、市场锁定效应、特有的定价机制以及资金、技术和数据方面的优势。与此同时，平台力量的滥用给数字市场和新经济带来了混乱。因此，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这些数字平台所带来的影响，执法部门需要加大反垄断执法力度，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成为我国数字经济监管的当务之急。

简介：最近中央电视台做了一个纪念＂12·4＂普法十周年的晚会,邀请几位教授上台,每个人就未来十年的法治发展说出自己的心愿。笔者的心愿是,第一,实现廉洁公正司法。第二,规范政府行为,杜绝公权滥用。这里只说笔者的第二个心愿。

简介：公务人员只是代表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则公务人员的行为属于行政公务行为,公务人员执行公务的行为是代表行政主体

简介：刑法条文对滥用职权罪客观行为要件作出简单罪状式的规定使得理论上对何为"滥用职权"认识很不统一,这也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其把握上的模棱两可。这种模糊认识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可能导致随意出入人罪。滥用职权罪可由不作为构成,超越职权的判断无须具备"本权"相对应,可以认为行为人具有一般的职务权限并且其超越职权行为利用了其应有的职权的便利进而造成重大损失的即可认定为"超越职权"。不作为的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关键区别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不同,应当准确区分不作为滥用职权罪与故意杀人罪的不同。

简介：外国法的查明一直是制约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的瓶颈，对无法查明的滥用则是这一瓶颈的直接表现。《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试图明确查明责任和无法查明的认定，但仅从“查”的层面进行限制仍无法防止法院滥用，故需在实践操作层面整理现有的无法查明认定理由，厘清查明责任明确前提下外国法无法查明的认定标准。《适用法解释（一）》确立的“合理标准”给认定外国法无法查明留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实践中需通过判决书说理、拓展查明途径等方式防范法院滥用。

简介：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四种特殊盗窃的对象,可以是客观价值不大而主观价值较大的财物;特殊盗窃不是行为犯、举动犯、危险犯,而仍是结果犯,以取得财物为既遂;入户盗窃的着手为侵入住宅时,既遂为财物出户时;普通盗窃与特殊盗窃竞合及并存时,除非符合《盗窃解释》第6条的适用条件,否则应在盗窃累计数额所对应的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处罚,或者适用同种数罪并罚;应在'住宅'意义上把握'户',违反住居者意思即非法侵入住宅的,即为入户目的的非法性;除非盗窃作案工具本身具有相当的杀伤力,而且行为人具有用之对付被害人反抗的意思,否则不成其为'凶器';职业性佩戴的器具,除非行为人盗窃前意识到带有凶器,否则不成其为'携带';扒窃并非保护所谓的'贴身禁忌',而是着眼空间上的公共场所与对象上的随身携带的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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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行为人在职时为请托人谋利，离职后收受财物的问题，在理论上就是我们常说的“离职后受贿”，即事后受贿。国家工作人员事先实施某种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时，没有受贿的故意，离职后明知他人交付的财物是对自己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而予以收受的（离职后受财），是否成立受贿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给予了肯定回答，这样的规定增强了实践中对事后受贿行为的认定。在此，笔者对于《意见》中涉及的“在职时为请托人谋利，离职后收受财物”的事后受贿问题提出自己的几点见解。

简介：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主体多为强势的个人投资者,行为人在主观状态上具有操纵的故意,操纵行为对交易价格和交易量的影响需考虑交易日因素。但当前法律对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认定标准缺乏精准性,有必要结合具体的行为类型进一步优化认定标准。具体而言,在洗售交易操纵行为的认定中,可以从技术、资金和人际关系角度来认定“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在虚假申报操纵行为的认定中,需通过对交易价格、交易量和交易日的综合考虑,来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操纵的故意;在尾市交易操纵行为的认定中,应对“即将收市时”的时间段进行限缩;在抢帽子操纵行为的认定中,应将责任主体扩张至“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