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16年10月13日,瑞典文学院宣布201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美国人鲍勃·迪伦,以表彰其“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开创了新的诗性表达”。这一消息颇为出人意料,引起了热议,它甚至对某些文学界的人士构成了冒犯。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鲍勃·迪伦主要的不是一位文学家、诗人,而是音乐家、歌手,他在音乐领域的成就和影响有目共睹,但在文学、诗歌方面的“身份”似乎并未真正建立起来,给人的感觉更多是附属、业余、第二义的,是在“玩票”。而一直以来坚持文学本位、维护文学品质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这样一位并非从事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写作的人,不能不让人大跌眼镜。实际上,从鲍勃·迪伦获诺奖出发,的确可以对我们的许多已成“常识”的文学观念形成冲击,关于文学是什么(以及文学不是什么),关于文学的边界,关于“纯诗”与“纯文学”等等,许多基本的概念、观念都值得重新考量,许多的价值有待重估。
简介:战后初期,从1945年到1949年,短短四年时间,是台湾文学史发展过程中,少见洋溢“左翼思潮”的时光,同时也是“台湾文学”与“民国文学”初相会的时期。本文带入民国历史文化语境,指出在民国机制下“登台”的左翼文学,是战后首波“横的移植”,为台湾注入富于五四与鲁迅经验的“三民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新现实主义”思潮;同时也将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争议转嫁来台,因此台湾《新生报》“桥”副刊上的“新现实主义文学论争”,实质上正是民国机制的问题另辟台湾战地的讨论。同时,“台湾文学”自身也有对日治时期文学发展的“纵的继承”,因而与民国文学呈现出的左翼/异关怀,已有“阶级与省籍”“理论与实务”的分化。战后初期台湾文学与民国文学交锋的结果,实是二者各行其道,无论是合纵抑或连横,皆不可得。不过,“民国视野”至少为既有的台湾文学研究带来了三项新的可能:一是重新看待“桥副刊论争”的方法;二是关于省籍的问题,并非“本省/外省”的“人”的问题,而是更大的“台湾/民国”的“机制”碰撞结果;三是关于“中国”,因此有“民国/共和国”的区隔,以及深化讨论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