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排除合理怀疑＂引入到＂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中。＂证据确实、充分＂的客观化要求与增加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认识论维度和价值维度上存在较大差异。前者确立的是＂真＂之条件;后者表达的是＂真＂之信念。前者实质是一种本质主义和还原主义;后者则以社会建构论为真理观。＂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没有完全摆脱客观真实的情结。＂排除合理怀疑＂的引入有助于回归证明标准的本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有效适用需要＂以审判为中心＂的程序性保障。

简介：刑事错案的本质属性是：每一起刑事错案，都意味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受到了司法机关、司法人员的不当侵害。根据这一本质属性，刑事诉讼活动中因为司法机关、司法人员的原因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受到损害的所有情形都属于刑事错案。研究“刑事错案认定标准”是为了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建立防错特别是纠错的机制。

简介：随着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逐步推行，轻刑化的刑罚原则会逐步确立，为使轻刑化刑罚原则能真正被长期受刑罚报应观念的民众所接受，合理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配合至关重要，它体现了国家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是社会和谐、司法文明的象征，研究它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尤为重要。

简介：目前，我国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经济条件、理论基础、实践准备等各方面的条件都已具备，通过立法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鉴于我国国情，在立法技术上应采取：被补偿对象特定化，补偿资金来源综合化，补偿条件规范化，补偿程序制度化，采取裁定机构与支付机构相分离的方式对补偿金进行管理。

简介：理性人标准是英美刑事司法实践中法官用以判断行为人行为时的心理状态是否合理，从而确定辩护事由是否成立的标准。其适用方法是：将理性人置于行为人行为时的具体情境下，如果理性人也会产生行为人那样的心理状态，辩护理由就成立；反之，则不成立。理性人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种法律上拟制的人。拟制的理性人应当以普通人为基础兼吸收行为人的部分个人特征。确定应当吸收行为人哪些个人特征应以“漠视法益理论”为指导，即考察该个人特征是否影响到行为人对法益侵害的避免。理性人标准与我国刑法中判断预见能力有无的类型人标准在构成和功能上无实质性差异，理性人的拟制方法对类型人的构建具有借鉴意义。

简介：

简介：加强对刑事诉讼当事人权利的保障是刑事司法发展的趋势。在我国立法和法律的具体适用过程中，刑事被告人的权利得到了比较充分的重视与保障，而刑事被害人的权利却缺乏重视与关注。被害人由于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经济困难，进而影响社会安定和谐。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可以弥补现有制度的缺陷，有效保障被害人的权利。

简介：本文研究了“任何形式的证据中都包含有人的主观因素”的观点，认为有人的主观因素是人的认识，并不是证据。本文也研究了“证明标准的趋势应是理性和主观的融合”，其适用必然“烙上主观性、内在性和易变性的特点”的观点，认为“融合”也好，“特点”也好，都是自由心证的弱点和弊端，无需追求。本文着重论述了创立实质证据观的过程，指出实质证据观最先孕育于苏联，但最终诞生于中国。《证据法学新论》一书确立了实质证据观及其基本内容，划分了证据资料和证据效力，确立了证据排伪法则，这标志着实质证据观在我国正式诞生。《新证据学论纲》建立了物证、书证、人证的基本理论，建立了证据资料、证据效力和证明的基本理论，确立了事实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实事求是七项原则，找到了实质真实标准。这一切是对实质证据观的充实、发展和完善。实质证据观是证据学的根基；实质真实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根基。这些根基是我国证据法学的基石。

简介：第312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销赃犯罪在刑法上属于一种轻罪,最高刑期只有三年,但在司法实践中却是一种常见罪,往往不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笔者最近对本区十年间这类犯罪的处罚情况进行了一次专门调查,发现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没有一个"数额较大"的参照标准,使司法机关在罪与非罪、量刑尺度的把握上非常困难,以致出现时轻时重、轻重倒置的判决,甚至导致对这类犯罪的放纵.

简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往往能获取大量有关立法、政策和经济走势的信息和数据。由于这些信息对证券市场价格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有可能在未公开前被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用于实施内幕交易。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探讨国家政策与经济数据是否属于内幕信息范围及是否具有内幕交易可操作性。在回答这些问题后,本文对现行法律制度应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该类信息交易行为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完善的建议。

简介：<正>《检察理论研究》1992年第一期刊登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第三人职务之便收受财物应否定罪问题笔谈》一文,就一案例(略)中的被告人是否构成受贿罪,进行了讨论。此文共列举了三种观点:王树成同志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仅指利用行为人自己的职务之便,不能包括利用第三人职务之便,即否定说。曲辰同志认为国家工作人员要求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者谋取非法利益,并非法收取请托者的财物,也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即肯定说。武乾同志认为对利用第三人职务之便要作具体分析,不能认为都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也不能认为都不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即折衷说。上述三种观点可以说是代表了我国刑法界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第三人职务上的便利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