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以微信用户为研究对象,考察微信使用、微信群网络的大小以及网络信任三个因素对信息传递与意见寻求的影响。与此前研究关注的普遍的社交媒体使用不同,这一研究聚焦在微信这一特殊的互动情境,并尝试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微信群聊构成的群网络对人们的网络传播行为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构方程模型呈现出五个变量之间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微信群网络的大小与网络信任呈显著的负相关,即当用户的微信群网络越大,用户对其关系网络持有更低的信任度;然而,用户对微信的使用程度与网络信任却呈显著的正相关。研究模型还呈现了网络信任显著的中介影响。用户对微信的使用程度越高,越倾向于信任微信构成的社交网络关系,进而更倾向于在这一社交网络中寻求意见与传递信息。
简介:习近平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极为关注新闻舆论工作,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新闻、宣传、舆论、网络工作的讲话,论证了党的新闻舆论的基本原则。习近平的宣传观和新闻观可以概括为两个要点和一个落脚点。两个要点即坚持党性原则、尊重新闻传播规律,一个落脚点即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两个要点,是习近平1989年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是他长期从事党务工作的经验总结。他担任浙江省省委书记时,曾在《浙江日报》的'之江新语'栏目连续发表232篇时事小言论,这些言论体现了他'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的诉求。根据习近平的一系列论述,只要媒体人坚持经常身处基层和社区,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就能发现问题,就能做到报道的主题既坚持党性,又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做到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
简介:监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物理与信息隔离带,是福柯所讲的权力的眼睛所在,也是戈夫曼所谓的整体性制度的一种重要类型。为了更好地实施劳动改造,控制服刑人员的信息来源与信息渠道是普遍举措。其方法一是控制或隔绝犯人与外界的联系;二是对犯人进行教育灌输。本研究通过对浙江省乔司监狱服刑人员的调查表明:服刑人员在监狱的主要信息渠道有三种,即人际传播渠道、组织传播渠道和大众传播渠道。看电视和阅读报纸刊物是服刑人员获取信息最为重要的途径。会见、电话和写信等人际沟通对犯人的思想和情绪影响最大。监狱民警的思想教育也对服刑人员心态有着重要影响。调查启示我们,现代监狱管理需要关注犯人的信息需求和信息接触状况,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和传播方式实施科学改造、文明改造,进一步提高改造效果。
简介:四、须着力夯实业务建设的基础当前,要改变这种偏重实际经验,忽视学习新闻理论,钻研新闻业务的现状,需要我们认真分析存在问题的症结,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步骤。(一)要转变观念,提高认识,积极创造促进和加强学习的良好氛围。长期以来,不少新闻单位抓业务存在着急功近利的倾向。当记者的,能抓出新闻,写出报道就成;搞编辑的,只要能胜任选编稿、组版即可。在年度业务考核中,往往以用稿多少,评上多少好稿、好版面论成绩,而很少有学习新闻理论、撰写业务论文的考核项目。这种做法在客观上起了一种导向作用,无形中助长了满足已有经验,注重“现蒸现卖”的风气。这使记者们成年累月忙于东奔西跑,采采写写,编辑们日复一日埋头编稿组版,终年陷于具体业务实践中,很少有机会坐下来读几本有关业务的专著,冷静地分析实践
简介:媒介健康传播议题呈现的框架结构及其信息组织方式不同程度地影响受众个体健康观念及行为。宫颈癌是女性健康的一大杀手,其预防手段和筛查方法却被多数公众长期忽视。以宫颈癌健康传播为例,基于劝服效果理论,通过线上随机实验的方法,重点探究媒介信息的威胁强度以及数据型、叙述型两种信息证据类型对女性受众的恐惧效力感知和积极预防意愿所产生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相较威胁程度低的信息,高威胁强度信息对于提高受众的疾病恐惧效力感知具有显著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味地提高信息威胁强度能够换来公众更积极的预防意愿。相反,低威胁的数据型信息甚至比具有较高恐惧效力的高威胁叙述型信息更能提升个体的预防意愿。实验指出,受众个体的疾病恐惧效力感知和预防意愿并非受某个单一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威胁强度、证据类型等信息组织方式的交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