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使移动新闻客户端成为体育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以懂球帝为代表的新媒体体育新闻平台呈现出主体扩大、内容便捷、形式新颖等议题特点，但也存在观点同质、篇幅冗长、精品匮乏等议程困境。

简介：监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物理与信息隔离带，是福柯所讲的权力的眼睛所在，也是戈夫曼所谓的整体性制度的一种重要类型。为了更好地实施劳动改造，控制服刑人员的信息来源与信息渠道是普遍举措。其方法一是控制或隔绝犯人与外界的联系；二是对犯人进行教育灌输。本研究通过对浙江省乔司监狱服刑人员的调查表明：服刑人员在监狱的主要信息渠道有三种，即人际传播渠道、组织传播渠道和大众传播渠道。看电视和阅读报纸刊物是服刑人员获取信息最为重要的途径。会见、电话和写信等人际沟通对犯人的思想和情绪影响最大。监狱民警的思想教育也对服刑人员心态有着重要影响。调查启示我们，现代监狱管理需要关注犯人的信息需求和信息接触状况，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和传播方式实施科学改造、文明改造，进一步提高改造效果。

简介：以国外六大传播学期刊的论文为数据来源,对其2007至2016年刊发的所有论文进行逐篇检阅,从总计2112篇期刊论文中筛选出950篇属于媒介效果研究范畴的样本,采用文献计量法,尝试从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研究热点等层面,勾勒西方媒介效果研究的知识图谱。研究发现,这十年间媒介效果研究领域的新动向主要表现在:首先,期刊论文统计数据显示,媒介效果研究依然是西方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发文数量在美国学者主编的传播学期刊中甚至可以占据近半壁江山,在欧洲学者主编的期刊中也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其中共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献样本来自《传播学理论》和《传播学期刊》。其次,在研究对象上,媒介形态的飞速变化为效果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从互联网到在线媒介,再到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新媒体成为新的关注焦点。同时传统媒介在媒介效果研究中依旧占据一席之地。再次,根据对研究关键词的分析,效果研究呈现出两大自然聚类。一类主要从新媒介层面研究媒介效果,集中探讨身份认同、性别问题和新式新闻生产;另一类则从心理学路径入手聚焦传统媒体产生的效果,偏重于测度受众认知、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的变化。两者交集于社会参与和民意研究等议题上。最后,从研究主体看,美国在媒介效果研究中的霸主地位暂时难以撼动,密歇根州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普渡大学发文量显著提升,成为媒介效果研究的新高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和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德国的曼海姆大学、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跻身发文量前15的研究机构中;作为后起之秀的亚洲和中东也在奋起直追,试图融入媒介效果研究的主流话语中。

简介：运动,最初仅仅是为了强身健体,发展成竞技体育后,逐渐加入到了国家是否强盛与发达的角逐中。竞技体育,不仅可以弘扬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而且还能展现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经济、政治、科技等方方面面的综合实力。它已经超越了最初的定义,开始成为城市、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办大型体育赛事还能增强国际的交流与合作,或许还可以起到缓解国家间紧张关系的作用,最直接的例子就是韩国举办的第2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简介：在2008美国大选中，新媒体延展了信息向度和扇面，扩大了公民的“知情权”；新媒体颠覆了传统主导的广告方式，成为候选人话语力量的增效器；新媒体改变了传统的“议程设置”，规避了由媒体施加给受众的“伪环境”；新媒体创造了一个人人都可以参与的政治游戏，激发了美国年轻一代巨大的政治热情。新闻传播史和美国政治史的研究者将会记录这一政治传播生态中的媒体革命。

简介：媒介健康传播议题呈现的框架结构及其信息组织方式不同程度地影响受众个体健康观念及行为。宫颈癌是女性健康的一大杀手,其预防手段和筛查方法却被多数公众长期忽视。以宫颈癌健康传播为例,基于劝服效果理论,通过线上随机实验的方法,重点探究媒介信息的威胁强度以及数据型、叙述型两种信息证据类型对女性受众的恐惧效力感知和积极预防意愿所产生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相较威胁程度低的信息,高威胁强度信息对于提高受众的疾病恐惧效力感知具有显著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味地提高信息威胁强度能够换来公众更积极的预防意愿。相反,低威胁的数据型信息甚至比具有较高恐惧效力的高威胁叙述型信息更能提升个体的预防意愿。实验指出,受众个体的疾病恐惧效力感知和预防意愿并非受某个单一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威胁强度、证据类型等信息组织方式的交互影响。

简介：本文运用传播学中的框架理论，对“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楚天金报》的情感报道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对读者访谈，发现情感报道的运用存在明显的“使用一满足”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