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从人口综合发展指标体系出发,针对人口综合发展评价中客观存在的模糊性与随机性,将信息论汇总的熵值理论引入人口综合发展评价模型中,利用熵权法与模糊综合评判对全国及四个直辖市的人口综合发展状况进行评价检验,证明把该方法应用于人口综合发展评价模型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简介:对于具有信贷需求的农户而言,面临的信贷配给程度由高到低可依次划分为遭受需求型配给和遭受供给型配给以及未遭受信贷配给。现有对农户配给程度的决定因素进行识别研究,往往忽略信贷需求的样本选择性问题。采用2013年苏鲁两省农户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识别农户遭受不同程度信贷配给的决定因素,有效解决了样本选择性估计偏误。研究发现:户主受教育程度、银行网点距离等因素对农户信贷配给程度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户主受教育程度等变量影响负向,导致遭受供给型配给和需求型配给的概率降低;而银行网点距离等变量影响正向,则会导致遭受供给型配给和需求型配给的概率增加。
简介:中国的PM2.5已经产生巨大的社会成本。借助气候经济动态综合模型(DICE-2013R),综合分析中国74个城市中与PM2.5社会成本有关的福利目标、经济变量和地球物理等模型,估算这些城市PM2.5的社会成本。研究结果发现:2017年各城市PM2.5的单位社会成本介于16.21亿~232.15亿元之间,所有城市的单位社会成本总量达到9863.94亿元,预计到2030年,单位社会成本总量将达到15000亿元;若74个城市PM2.5浓度都下降到35μg/m3或10μg/m3,社会总成本将达到14万亿或40万亿元,将产生高昂成本;治理PM2.5必须走市场化碳金融之路。
简介:忽略经济增长模型的合适性及时变特征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测度严重背离现实。根据Solow与Lucas的两类经济增长模型,序贯性构建了6个时变参数经济增长函数。通过贝叶斯推断与MCMC抽样获得刻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时变特征,应用模型选择与比较得到相应结论:规模报酬时变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要优于其它5个模型,人力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具有溢出效应,提高了经济增长的内源性效率;物质资本弹性、人力资本弹性及溢出效应具有较强上升趋势,对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发挥良好支撑作用;尚未达到递增阶段的规模报酬以及收敛性波动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都需审慎解决。
简介:基于2016年对秦岭地区561户贫困农户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倾向性匹配得分法分析了农户参与精准扶贫项目对其收入的影响,并对结果的平衡性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1)在参与精准扶贫项目后,农户的真实收入水平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2)就不同扶贫模式对收入的提升作用而言,生态旅游模式的作用最为显著,合作社和贫困补贴模式次之,整村推进模式的作用相对较小;(3)就不同扶贫模式下收入的绝对值而言,农户在贫困补贴模式和合作社模式下的收入较高,生态旅游模式和整村推进模式下的收入较低;(4)当前农户对精准扶贫项目的参与存在选择性偏差和内生性干扰,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精准扶贫政策的作用被低估甚至误判。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
简介:<正>人口调查与人口普查给我们提供了有关家庭规模与家庭结构的一般数据,但这些数据所提供的只是某一个时点的横断的信息,人们很难从这些数据中找出各人口要素变化对家庭状态变化的影响程度,而家庭规模与结构是过去多年来各种人口、社会、经济等要素影响的综合效应。对此,曾毅教授所建立的适于中国情况的“家庭状态生命表模型”正可以发挥作用。家庭状态生命表的基本原理与传统的生命表类似,用于估算一批人在生命历程各个阶段的预期婚姻状态、胎次状态、存活子女数、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对幼年子女或未成年子女的抚育、对老年父母的赡养年数、以及处于“上有老、下有小”家庭抚养负担的年数等,如果这批人遵
简介:采用贝叶斯模型平均(BayesianModelAveraging)方法,使用1990-2007年省际数据,对长期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的有效性和稳健性进行了识别和检验。研究结论表明: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工业化推进速度、对外开放程度、东部区位优势、消费能力和对内开放水平等6个解释变量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长期、持续和稳健的影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决定因素。城市规模、中部区位优势和初始经济条件等3个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也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此外,从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边际影响的程度来看,工业化推进速度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最强,其次是消费能力变量和对外开放程度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