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顾骧在《柔橹轻帆忆江南》(《当代文坛》1991年1期)一文中指出:“五·四”以后的一、二十年间,浙江一地涌现了一批文学大家。其中有文坛巨擘鲁迅、茅盾,有郁达夫、刘大白、夏丐尊、夏衍、艾青……见诸现代文学史的就有四十余人。这就不能不使人思索地理环境与文化生成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研究文学现象时,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1890年,恩格斯在给爱因斯特的信中,论及挪威文学,就考虑到了地理环境因素。他批评爱因斯特只是机械地从阶级关系考察文学繁荣的社会原因,而排除了其他条件。他注意到了斯堪的那维亚这个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对19世纪末叶挪威文学繁荣的影响。地理环境构成人类生存的基础和文化创造的前提: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不能摆脱人类在时间、空间上
简介:“伤痕文学”这一文学史命名背后有着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机制。“伤痕文学”概念的出现本身就与新的时代话语体系密切相关,显示出国家意识形态对“伤痕文学”有意识的规划和建构。新的历史逻辑在“伤痕文学”这一话语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伤痕文学”在命名的过程中,还把一些反映“文革”结束后迎接新时期到来的社会情绪的作品,纳入到了自身的话语装置中。写“伤痕”的文学作品反抗的都是已经过去的政治秩序,控诉的是“文革”和以“文革”为代表的强权话语。但这种抗争和质疑都在政治“新时期”划定的意识形态范围内展开。“伤痕文学”是以“文学”与“历史”的名义进行的文学史建构,但并不能因此就让“伤痕文学”话语成为表述新时期文学的自然前提,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文学史命名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机制,并对文学书写与特定权力话语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考察,由此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一个必要的参照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