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下简称“行诉法”)之规定,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不仅是宪法原则的体现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权能,而且也是保障“行诉法”正确贯彻实施的一项自我保护措施。何为行政诉讼法律监督之“外延”?即检察机关在何时、何阶段、何方面对行政诉讼活动实施法律监督?

简介：试论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不起诉丁维群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７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进行了重大修改，并将于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起施行。（以下简称新、旧刑事诉讼法）...

简介：论强化法律监督与刑事诉讼法修改江清彬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要求日益严格，健全和完善科学的刑事诉讼制度，已成为当前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本文试就如何修改和完善现行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机制，谈...

简介：依据刑事诉讼的性质和目的,遵循刑事启动程序的运行规律和启动原则,考察国外刑事启动程序的制度设计,结合我国诉讼文化传统和刑事启动程序的现状,改革我国刑事启动程序被动、封闭、单一的特征,应该在宏观上由程序型启动转变为随机型启动,由二方组合结构模式转变为任意性措施启动的二方组合和强制性启动措施司法控制的三方组合的双重结构模式;在微观制度设计上建立案件信息登记制度替代立案制度,把它作为侦查工作的前期工序.加强启动程序的分流功能,实行两步式侦查模式;在配套措施上扩大辩护律师的权利,完善被追诉人的权利救济机制,保障控辩力量的平衡,以适应随机型启动模式的需要.

简介：在诉讼证明理论上，有必要建立直观的诉讼证明观念图式，并可以将其区分为树状模式和丛林模式两种理想范型。运用这两种观念图式范型来对中国与西方法治国家的刑事证明进行实证分析，既可以帮助理解这两种范型的构造和运用原理，还可以使我们清晰看到：刑事证明存在着一些明显的比较法差异；基于诉讼证明的合理化需要，中国的刑事证明应当明确承认丛林模式证明观念图式和辅助证据的合法性，并重视对其运用的合理规范。

简介：就两岸“告诉乃论罪”的诉讼程序相比，大陆“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有关规定事实上扩展了“告诉才处理”案件范围，可与台湾地区“告诉乃论罪”之范围媲美；台湾地区“告诉乃论罪”被害人或其他法定关系人可走“告诉——公诉”（为主）和自诉（为辅）两种程序，大陆“告诉才处理”案件只能走“告诉——自诉”程序；由此决定两者“告诉乃论罪”的“告诉”合法要件及“告诉”的撤回、“告诉”的可分性原则等方面各自具有自身的特点。两岸同根同源，台湾地区“告诉乃论罪”的诉讼程序对大陆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简介：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强制措施作了较大改进，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强制措施体系，但问题依然很突出，如所有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一律采用单方面的行政审批程序，缺乏司法授权和司法审查程序，不足以防止强制措施被滥用；“惩罚性”地适用强制措施的情况比较普遍。有必要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出发，改进和完善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

简介：关联性是证据能力问题不是证据的性质问题；经验、逻辑方法，是证据的判断问题，不诉讼证明的基本方法问题；证据法价值基础，是防止错案、保障权利，而不是准确、公正、和谐、效率；证据学研究基点，是法律事实而不是所有的历史事实，法律事实，既可以是历史事实，也可以是未来事实（事件）；证据法，应当是以诉讼标的事实等案件待证事实的证明为规范对象的诉讼证据法。

简介：知情权是刑事被害人的基础性和前提性诉讼权利,属于基本人权的范畴。加强对刑事被害人的知情权保护有利于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应当在我国宪法中规定被害人的知情权,并在刑事诉讼法中具体规定被害人知情权的内容、行使方式,完善知情权告知程序及保障措施。

简介：变更管辖制度一直是刑事司法中的热门话题，在近期重大热点案件中也均能看到变更管辖的身影。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变更管辖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包括案件类型异化、启动主体的无序性、与回避制度的割裂等等，而导致这些“怪像”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特有的诉讼构造。因此，对变更管辖制度的分析与反思，离不开对刑事诉讼构造论的发展与创新。基于此，笔者在对北京、新疆、江苏三地实证调查的基础之上，对变更管辖制度进行理论上的解读，并在构造上对变更管辖制度进行重建。

简介：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交通肇事案件中的关键性证据，但由于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原则性较强，又缺乏有效的事后监督和救济机制，从而导致事故认定主观随意空间较大，缺乏救济途径。针对存在的问题，从刑事诉讼角度提出了完善交通事故认定的建议。

简介：在刑事诉讼领域，应当树立以人权保障、程序正义、无罪推定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司法理念；要高度重视依法收集、审查和运用证据，证据是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基础与核心；在和谐社会语境下，应进一步完善刑事证据制度，以实现刑事诉讼活动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促进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