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佛陀创教,戒律以金口所宣,成为教团和合之内在基因。制戒十利标识了戒律制定之原由,略带头陀行色彩的苦修思想成为弥漫于僧团的普遍氛围。严持净戒,自求证果,是根本佛教时期的修行特征。然至佛陀灭度,因弟子赴各地传教之需求,一味之戒律有所改变,“小小戒可舍”成为戒律改革的先声。至部派佛教时期,各部律本产生,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结果。大乘佛教兴起,与小乘各执其律,印度佛教呈现出鲜明的特色。佛教初传中国,其所遭遇到的最大阻力或责难在理论层面上便是伦理观念,而具体呈现出的实践层面便是可闻可见的戒律制度。印度戒律中许多戒条并不符合中土风俗,随后历代僧制的产生,律宗三家的成立,以及百丈清规的确立,皆是对印度戒律的变革,是依据当时僧团的实际理地而创制的。日本佛教自鉴真东渡而有戒法弘传。但至平安时代,最澄施行僧团戒律改革,弃舍小乘戒律,首次建立纯大乘菩萨圆顿戒,于戒法别具匠心。到缣仓佛教,有道元、日莲分别开展的单受菩萨戒传统,又有亲鸾所立“无戒之戒”的修行法门,突破了大乘圆顿戒传统。此后,日本佛教无戒之戒风行草偃,为教团与社会民众所接受。对印中日戒律观演变进行考察,其演绎流变乃是基于时代的选择与历史的必然。印中日佛教发展演进的历程所昭示的是佛教的应世性与圆融性,最大限度地适应本土社会现实是其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社会需求、时代精神将最终成为佛教戒律观演进的仲裁者。佛教与社会的和谐互动才是“正法久住”的根本基础。
简介:今年6月,我应邀参加了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中加美三国佛教论坛。6月16日,在湛山精舍大佛殿召开的祈祷世界和平法会结束后,我与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北京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圣凯法师初见甚欢,法师告诉我,今年11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将举办成立30周年庆典,并邀我写一篇有关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和我本人在研究所经历的纪实文章。在法师的不断鼓励下,三十年前曾在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时仿佛隔世沉淀的往事渐渐地又浮现心头,其中与~上观~下空老和尚的一段因缘及其感人的事迹更是历久弥新,难以忘怀。因此,勉强试着提起拙笔,将我在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经历的变迁和与观老的一段因缘及其不可磨灭的事迹记录下来,这既是对那段点滴历史的客观描述,也算是敬献给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的一份贺礼,并谨以此向观老等前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来表达我们的缅怀之情。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有关专家学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