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新闻发布工具和新闻传播方式的变化。传统媒介形态下的新闻传播效果评估方式,已不再完全适用于新媒体新闻传播发展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创新新媒体新闻传播效果评估方式。基于内容分析、搜索、数据挖掘等研究方法,对目前新媒体新闻传播效果评估进行指标体系建构,并运用德尔菲法对这些指标进行权重赋予。这些效果评估指标粗分为:新闻传播渠道与形态指标、新闻发布指标、用户接收与互动显性指标、媒体接收与反馈指标等,各类指标又细分为更具体的指标。通过三轮专家问卷咨询,对各具体指标赋予相应的权重,从而构建了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传播效果评估的完整体系和实用方法。通过对传播效果指标体系权重的赋予,将不同因素的影响等级分隔、归类,旨在从动态、流动的行为中,找到效果评价的突破口,得到更有针对性、更加科学的指数计算。
简介:艺术家群体作为拥有高度符号化表意实践能力的行为主体,运用身体符号进行抗争建构具有天然的优势,他们通过身体构建视觉符号,进行公共表演,以图像符号中能指与所指的'失谐'来营造戏剧化景观,用趣味性减弱心理排斥感,顺而进入到受者的情感领域,实现符号意指机制的表达。基于2007—2017相关案例的综合分析,研究发现,艺术家身体抗争的策略建构主要呈现出两种类型:通过隐喻实践展示一个'戏谑'的身体来表达讽刺;通过刺点实践展示一个'无畏'的身体来刺破观者情感,收获情感资本。艺术家群体通过身体符号来进行价值倡导有其天然优势,但以身体为媒介所进行的符号抗争也有其局限:由于公众对艺术家的身体艺术存在'刻板意见',符号抗争容易造成对艺术家身份的'反噬';而且图像符号的解读空间较大,容易形成误解、不解、多解、缺解或别解,模糊抗争诉求,降低动员的强度和广度,出现'曲高和寡'的结局。
简介:媒体的议程设置效果理论自四十年前创立至今,大多数研究都专注于政治传播领域的问题。该理论是否能如同在政治传播领域一样,在商业企业传播中得到体现?为回答此问题,本文基于对国内新闻媒体及其企业报道的分析,辅之以对在华跨国企业声誉的测量及分析,首先分析了第一层级的议程设置效果,并发现媒体对企业的报道数量与公众对该企业的认知度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其次,本文分析了第二层级的议程设置效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媒体显著度与公众对跨国企业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认知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并发现媒体上的企业正面报道影响公众对该企业的正面感知不明显,但媒体上的企业负面报道能较为显著地影响公众对该企业的负面感知。
简介:监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物理与信息隔离带,是福柯所讲的权力的眼睛所在,也是戈夫曼所谓的整体性制度的一种重要类型。为了更好地实施劳动改造,控制服刑人员的信息来源与信息渠道是普遍举措。其方法一是控制或隔绝犯人与外界的联系;二是对犯人进行教育灌输。本研究通过对浙江省乔司监狱服刑人员的调查表明:服刑人员在监狱的主要信息渠道有三种,即人际传播渠道、组织传播渠道和大众传播渠道。看电视和阅读报纸刊物是服刑人员获取信息最为重要的途径。会见、电话和写信等人际沟通对犯人的思想和情绪影响最大。监狱民警的思想教育也对服刑人员心态有着重要影响。调查启示我们,现代监狱管理需要关注犯人的信息需求和信息接触状况,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和传播方式实施科学改造、文明改造,进一步提高改造效果。
简介:以国外六大传播学期刊的论文为数据来源,对其2007至2016年刊发的所有论文进行逐篇检阅,从总计2112篇期刊论文中筛选出950篇属于媒介效果研究范畴的样本,采用文献计量法,尝试从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研究热点等层面,勾勒西方媒介效果研究的知识图谱。研究发现,这十年间媒介效果研究领域的新动向主要表现在:首先,期刊论文统计数据显示,媒介效果研究依然是西方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发文数量在美国学者主编的传播学期刊中甚至可以占据近半壁江山,在欧洲学者主编的期刊中也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其中共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献样本来自《传播学理论》和《传播学期刊》。其次,在研究对象上,媒介形态的飞速变化为效果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从互联网到在线媒介,再到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新媒体成为新的关注焦点。同时传统媒介在媒介效果研究中依旧占据一席之地。再次,根据对研究关键词的分析,效果研究呈现出两大自然聚类。一类主要从新媒介层面研究媒介效果,集中探讨身份认同、性别问题和新式新闻生产;另一类则从心理学路径入手聚焦传统媒体产生的效果,偏重于测度受众认知、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的变化。两者交集于社会参与和民意研究等议题上。最后,从研究主体看,美国在媒介效果研究中的霸主地位暂时难以撼动,密歇根州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普渡大学发文量显著提升,成为媒介效果研究的新高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和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德国的曼海姆大学、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跻身发文量前15的研究机构中;作为后起之秀的亚洲和中东也在奋起直追,试图融入媒介效果研究的主流话语中。
简介:媒介健康传播议题呈现的框架结构及其信息组织方式不同程度地影响受众个体健康观念及行为。宫颈癌是女性健康的一大杀手,其预防手段和筛查方法却被多数公众长期忽视。以宫颈癌健康传播为例,基于劝服效果理论,通过线上随机实验的方法,重点探究媒介信息的威胁强度以及数据型、叙述型两种信息证据类型对女性受众的恐惧效力感知和积极预防意愿所产生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相较威胁程度低的信息,高威胁强度信息对于提高受众的疾病恐惧效力感知具有显著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味地提高信息威胁强度能够换来公众更积极的预防意愿。相反,低威胁的数据型信息甚至比具有较高恐惧效力的高威胁叙述型信息更能提升个体的预防意愿。实验指出,受众个体的疾病恐惧效力感知和预防意愿并非受某个单一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威胁强度、证据类型等信息组织方式的交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