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画押是指在公文、契约等文书上署名或作私记,作为同意、认可、承担责任或义务之证明。画押源於先秦,汉唐以降,逐渐渗入民众生活,成为日常习见的私记。明清画押之类型,可分为署名、签署其他文字和签署非文字符号三种。因各地习惯不同,签押符号呈现一定的区域差异,但总体而言,画押不署名是明清的通行做法。签押符号熔铸着时人的价值观念,强调当事人在从事交易时应尽量公正、中允,不夹杂私心。当时重要的官私文书,从行政文书、司法文书至契约文书,多以画押为凭,仪式文书也时或需要画押。在明清司法裁判中,画押作为一种证据,其重要性不如手摹、印信,但在审判程序上也颇为衙门看重,甚至以画押之真伪,作为取结完案的重要凭证。
简介:丁明俊教授等几位学者共同完成的《西北伊斯兰教社会组织形态研究》一书于2013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丁明俊教授2007年成功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伊斯兰教社会构成及组织形态研究”的最终成果。该书有选择性的对哲合忍耶宣化岗拱北组织与经济运行、虎夫耶北庄门宦的教权演变、嘎德林耶大拱北门宦历史及组织特征、伊赫瓦尼“海乙制”组织、西道堂“大家庭”组织方式、民国时期回族社团组织、现当代各级伊斯兰教协会、清真寺、拱北在国家面临重大自然灾害面前组织动员回族穆斯林向灾区同胞捐款捐物方面发挥的作用进行考察与研究。
简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必然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把双方结合的过程和结果真实地表现出来,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态,它包括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和政策形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分为许多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形态。1921~1938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阶段,其产生的形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形态,包括实践形态、理论形态和政策形态。马克思中国化在实践形态上主要表现为新启蒙运动和延安文化运动,它们在实践形态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探索成果的积累,在理论形态上推动了马克思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共产国际改变了对各国领导的政策,直接在政策形态上推动了毛泽东对马克思对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和论证。
简介:现代美国的社会改革思想有一个独特和重要的源流,那就是罗马天主教会的社会训导。在原则上,天主教的社会思想始终努力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模式之间找出第三条道路。天主教社会思想的所谓"第三条道路"通常不是提出一个新的、有别于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社会模式,而是在承认现存社会模式合法性的同时,挑战那些全盘接受既定模式和认同既得利益集团的政策和价值观念,敦促进行有利于全社会公共福利的社会改革。本文就美国天主教徒多萝西·戴和约翰·科特等人的社会活动和思想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讨,希望能够展示,这些具有改革家理想的人士是如何将罗马天主教社会思想传统与美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的,以及他们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态度如何影响到他们对劳工运动等社会问题的理解和处理。
简介:夏鲁寺是西藏后藏地区唯一一座保存相对完好的11-14世纪佛寺遗迹,对于元代政教史、汉藏交流史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夏鲁寺一层集会大殿转经回廊内壁中部为切入点,通过对千佛壁画的分布规律、墙体叠压打破关系的分析,以及对壁面千佛壁画题记文本的比对、考释,发现夏鲁寺一层回廊中部、北部建筑部分墙体的修筑和其上壁画的绘制年代要早于现存的其他建筑结构。结合夏鲁寺建寺史,可以推测这一部分壁画的绘制年代为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当时的夏鲁寺存在一条围绕西翼、北翼建筑分布的不规则转经道,这条转经道在后期的扩建中被改造,结合新修建筑形成了如今的转经回廊,原来的壁画都被保留在早期墙体之上。这一研究补充和丰富了对夏鲁寺早期建筑形态的认知。
简介:开元二年(714)的西州蒲昌府,是府兵制行将废弃、正值重大战事期间的唐代西部边陲的一个折冲府。蒲昌府在这一年中有几个月的政务文书得以在墓葬中保存下来。这批文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通往那个特殊时空环境的通道。由于本组文书的行用时间相对集中,而且都是围绕府兵番替事务的,借此能够梳理出一些文书所处的政务环节,是研究唐前期地方官府政务流程难得的档案资料。通过对这批文书的分类排比,参照敦煌吐鲁番出土相关文书,将唐代地方官府(中央官府当亦如此)实际处理政务过程中产生的文书分为案由文书、行判文书和送付文书三种文书流程中的环节性形态,并借此对这些文书所涉及政务处理程序做出简要分析。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可供参照的坐标系,对已经刊布的相当数量出土唐代政务文书进行环节上的定位,并初步探索出关照唐代政务运行的文书学研究范式。
简介:本文概括归纳了最近20多年来北美中国学界所流行的“新清史”研究的学术理路及其依据的语境资源。笔者认为,貌似巍峨壮观的“新清史”学术大厦决非建立在对于多语种文献史料进行审慎而严格的实证考察基础之上,而对其学术著述进行分析评估的结果也表明难于相信该学者群业已具备了将传统的中国断代史研究与自伯希和以来得到纵深发展的内亚史研究相贯通整合的卓尔不群的考据兼综合的治学功力。实际上“新清史”学术共同体的研究工具及其依托的学术资源更多地来自各种以后现代面目大行其道的社科理论,他们还进一步将其整饬建构并打造强化成凸现意识形态色彩的学术话语以指导统合其具体研究,因此带有鲜明的为现实服务的趋时性而非传统汉学研究和内亚史研究共同讲求倡导的实证性。不妨说,就这一群体的学术共性而论,族性(ethnichy)/民族主义语境下的认同决定论、帝制晚期的征服叙事和后帝制时代的“民族帝国主义”话语才是真正构筑支撑起整座“新清史”大厦不可或缺的三大基石。故该学派的着力点不在于史实重建而在话语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