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关于中国土族的认别与族源问题,我原以为早已解决。但是,最近拜读祁进玉先生的巨著《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副题:《土族民族识别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一书后(为行文方便简称《重构》),才知中国土族的认别与族源问题,在祁教授的文化视野中,尚处在重新识别和重新构建的门槛上。在《重构》一书中,祁教授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认定工作,从根本上提出了质疑并加否定。在《绪论》中写道:中国也从部族国家进入公民国家,众多的少数民族群体在现代国家政治整合的进程中纷纷由部族共同体进入民族共同体的行列,那么理应是自然过渡的共同体被人类社会历史的命运彻底打乱了自然演变的步伐,从而演变为政治过渡,这种过渡究竟省略了中间的什么环节?
简介:本文释读了额尔德尼召新近发现的蒙汉文题记,对题记中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考订,纠正了前人的误读,得出了额尔德尼召始建于1585年,第二年竣工的新结论。文章还对额尔德尼召寺建立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认为它的建立是蒙古喀尔喀和土默特二部多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简介:本文针对中国"文革"研究这一课题,分"现状"分析和"前景"应对两大板块进行阐述。"现状"分析不仅指出中国大陆的"文革"研究,分别在国内学界和在民间的情况,还列出中国港台地区的"文革"研究,试图探讨两岸三地在题旨之关切、出版之关联方面的沟通。同时,本研究专列海外"文革"研究一节,具体评析外籍学者和华人学者的研究成果,以求在全球的视野中,看清中国"文革"研究的现状和趋势。通过"现状"分析可知:"‘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的论断并不确切,中国"文革"研究的前途,根本性地取决于国内学者的努力和贡献。"前景"应对则是要克服"文革"研究"图谱化倾向"与"意识形态两极化倾向",使"文革"研究回归历史学学科轨道。
简介:在中国史学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解读中国历史地理学领域内学术与政治关系的最佳范本。本文钩沉索隐,梳理出该历史地图编绘事业的来龙去脉,以图彰显学术与政治之复杂关系,从而达到重新认知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历程的目的。毛泽东具有读史偏好与用图习惯,这就为《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提供了原始动因。而这一动因的付诸实施,却经由了复杂的人事安排。学界中人参与重绘和改编"杨图"(及《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冷热亲疏,既缘于个人学术旨趣之异同,也与人际关系的亲密程度有关。当然,离开了社会主义大协作的时代氛围,众多兄弟单位也不可能全力投入这一研究之中。《中国历史地图集》并非纯粹的学术行为,还是与时局密切相关的政治行为。因而,国内政局和国际关系的变动,均对《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产生影响。
简介:历史教育尤其是中学历史教育在凝聚两岸共同历史记忆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其他任何途径无法取代的。有关抗日战争,海峡两岸的课程标准、教材观点、重点史实叙述等诸多方面异多同少,尤其是关涉国共关系时,两岸基于各自立场看法迥异。意识形态差异是凝聚两岸共同历史记忆最大的阻碍。台湾历史教材的内容虽然视野广阔,但抗战史部分并未重点讲抗战,而是刻意淡化国军抗战英勇事迹及日军侵华暴行,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更是避而不谈。这当然与台湾多年的“蓝”“绿”恶斗、“台独”势力猖獗的特殊政治生态有关。相较而言,大陆教科书不吝篇幅描述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英勇抗战,显然大度有加。海峡两岸应努力克服意识形态束缚,在“共享史料、共写史书”的基础上,共同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以此凝聚两岸共同历史记忆,促进两岸同胞心灵相通。
简介: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期,政府通过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掌控舆论,控制国内产业团体、国民组织,掌控生活必需品等方式,把国民卷入战争体制,纳入支持侵略战争轨道。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在一些重要的节点,日本国内都出现“举国一致”支持战争的“狂热”场面。从不谙世事的孩童到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从退伍军人到公共汽车售票员,或“捐款”,或写慰问信,或到神社祈祷日军胜利进军,以不同方式表示对局势的关切,表达所谓的“爱国”情。不明真相的日本国民支持战争,是日本侵华战争延续14年之久的社会基础。在讨论日本战争责任时,我们将日本政府与国民区分开来,强调日本国民是战争受害者,这是必要的。但是,也不能因此完全忽视战争的另一个方面,日本国民是战争受害者,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支持战争,某种程度上也是“加害者”。检讨战争体制下日本国民对战争态度,可以看到历史复杂的一面,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战争,汲取教训。
简介:海上私掠是指由一国政府颁发“私掠许可证”,授权批准本国的私人船只针对敌国船只或港口进行袭击和劫掠的行为。从事海上私掠的人员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海盗”,而是具有鲜明政治和民族倾向的“私掠船员”。本文以17至19世纪的法国“海上游击战”为考察线索,深入分析海上私掠在法英战争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
简介:考证认为先秦的巴子江州城应该在今渝中半岛,秦张仪所筑江州城相沿巴子江州城,西汉相承,东汉曾一度迁到江北嘴一带,后称为北府城,故将渝中半岛的旧城称为南城,可能是在东汉末年江州城还迁南城。三国以前的江州城大小范围难以确定,但三国李严所筑的城围16里,应该在今大小梁子下半城从朝天嘴到南纪门间,城围大约在6640米左右,里面有郡城、县城、仓城三个小城,总共面积在3.5平方公里左右。宋代彭大雅所筑城范围与后来明洪武戴鼎所筑城相当,城围大约在7000米左右,城内面积约4平方公里,南北已经面临长江、嘉陵江一线,形成东门薰风门、西门镇西门、南门太平门、北门千斯门四个开门,今临江门、校场口、南纪门一线以西可能最初并不在城墙内,宋镇西门应该在这个线上。但明洪武以后的城墙要比彭大雅所筑宋城和明初戴鼎所筑城围长1000多米左右,面积约5平方公里,可能与明洪武以后的历次增修拓展有关。宋代渝州城可能仍是夯土城,故才记载戴鼎"因旧址筑石城",故发现的西水门到朝天门的城墙,高处应该为清代城墙,包裹的城墙应该是明洪武初包裹宋代夯土形成的明初石墙。三国李严大城至少有两个城门,宋代重庆城门四开门,闭门多少待考,闭门只留有洪崖门之名。明清以后城门九开八闭共十七门,城门名称变化较少,只是明代将人和门称仁和门,太安门称为大安门、金紫门称为金子门、西水门称为福兴门、储奇门称为出奇门。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要重视考古材料,但要认识到考古学材料的局限,尽可能尽全空间点,更要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认知考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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