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运用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过程中,目前我国行政法律、法规没有在成文法中承认正当法律程序基本原则,而对运用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这样的基本法律原则来审判案件没有作出任何的成文法上的规定

简介：本文分别通过三个例子说明德国刑事诉讼中脱离实务的理论与脱离理论的实务,表明近年来理论与实务之间的关系显现出明显不足。同时,作者也表达了对刑事司法中理论与实务再次走近的美好期待。

简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已成为我国现阶段惩治与预防犯罪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其对于提高刑事诉讼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品质以及协调和保障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促进社会和谐局面的形成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宽严相济对于刑事司法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对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适用都有不同的体现。

简介：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诉讼中运用的鉴定结论必须是司法鉴定结论,任何鉴定人员出具的鉴定结论

简介：1.该文认为奥地利民诉法'消融了处分原则'似乎不太严谨。因为处分原则或者处分权主义作为一种学理表达,作为一项原则往往其实很少被明文规定在诉讼法的法条之中。如果奥地利民诉法或者俄罗斯民诉法未明文规定这一原则,但'当事人决定其诉讼请求(诉讼标的)的提起与终结,及这种请求的内容'这样的处

简介：控辩均衡原则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主要国家中逐步确立起来。随着它的不断完善，当今已经成为国际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经过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实施中仍暴露出一些控辩失衡问题，迫切需要进行再修改。

简介：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开展民事公益诉讼的一项新型权力,但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设计仍留有空间。鉴于检察实务需要,本文对调查取证权的由来、不足等进行了初步探析,提出了相关制度建议。

简介：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调查权问题是检察理论和检察实践中的重要问题，该问题的解决应以民事案件的类型化为基本的思路。在民事公益案件中，检察机关因诉讼担当而具有当事人资格和地位，其应当按照当事人的身份行使证据调查权，并妥当处理和法院证据调查的关系以及在当事人证据调查、法庭质证中的地位等问题。在一般的民事案件中，检察机关的抗诉权应当成为当事人再审诉权的保障和救济，并应当从这样的角度理解检察机关证据调查的范围、方法等问题。

简介：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颁行的《宗室觉罗诉讼章程》明确规定了满清皇族的司法特权。因皇族特权的“入侵”,原由《法院编制法》等赋予检察厅的多项具体职权受到了一定限制。由于检察厅是国家整体利益的代表,因此,仅为皇族利益而侵蚀、压制检察厅职权,这种制度设计是缺乏理性的。尽管消除皇族特权等司法不平等现象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但在主张司法平等、司法透明的力量的作用下,皇族在刑事诉讼上的司法特权必然会被驱逐出历史舞台。

简介：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内涵，从法理上明确否认过去长期实行的有罪推定做法。但是，我国目前实行的无罪推定原则还具有不完整性，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刑事审判中的应用还要结合中国实际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我国应首先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的宪法地位，并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从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强化辩护权，完善审前羁押制度等方面全面确立该制度。

简介：侦查实验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侦查措施,但在一些个案中却具有较大的证明价值,是否具有证据属性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简介：也并非所有附带民事诉讼都可以进行调解,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人民法院不能进行调解

简介：　　1、不适用简便审理的范围　　普通程序简便审理并不是所有案件都可以进行的,　　3、关于证据展示　　（1）、在实行简便审理中,二是简便审理不能将被告人所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简化掉

简介：1998年10月30日美国签发了一部新的ADR法案，确认了ADR的定义、法律地位、管辖等有关问题，对ADR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在这部法案中明文详细地规定了两种ADR程序：中立和民事诉讼中的建议性仲裁（AdvisoryArbitration,ReferralofActiontoArbitration）。作为一种重要的ADR4程序，民事诉讼中的建议性仲裁制度有助于实现案件的分流，减轻法院的负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这一制度不仅对于已经出现“诉讼爆炸”（suitexplosion）局面的美国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法院负担日益严惩的中国也同样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简介：现场照片作为法定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现行的相关法律始终把现场照片证据视为勘验、检查笔录的辅助记录内容,其地位的边缘性导致了现场照片证据规则的缺失,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刑事摄影技术的发展.

简介：最近的调查显示，公众对集团诉讼制度的不信任正在增长。必须对集团诉讼制度做点什么的感觉不断增强，直至最近在两党连立的《集团诉讼公平法》的讨论过程中达到了顶峰，这部立法扩大了联邦法院对州际集团诉讼的权限，同时要求联邦法院谨慎审查代币券和解协议。寻求利益的集团诉讼律师及其在诉讼启动、选择以及和解方面伴随的努力。基于这一原因，私人检察官类比理论的支持者很少主张国家检察官缺乏启动旨在维护公共利益之诉讼的权力。然而近年来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许多国家检察官积极联合私人原告律师启动消费者欺诈诉讼和反托拉斯诉讼。各州已经在尝试的方法有：（1）在私人律师选择方面强制增加竞标程序；（2）禁止受雇于国家检察官的私人律师接受胜诉酬金协议；（3）禁止向国家检察官竞选捐资的律师与那些检察官进行诉讼上的合作。

简介：法律系以社会为基础构建的规则体系。2012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将电子证据置于法定独立证据地位,随后的最高人民法院解释又把即时通讯记录纳入电子证据的形式一种。上述修法,概因社会群体行为性状改变之使然。但独立为证却非易事,即时通讯记录在司法应用层面仍欠缺配套的可操作性指引。鉴于此,本文抽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称《解释》)施行后的100份广东基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作为分析样本,对其中即时通讯记录的证据出示情况进行现实考量。分析发现,若把一般证据规则应用于即时通讯记录证据上,将遭遇到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困境,并容易产生证明力降格的倾向。为避免使用过程中的虚化,在实证分析基础上,考察到困境之根源,实为该种新型证据在证据结构技术层面的'相对独立'决定了其在认证过程中需要程序上的'相对独立'。文章尝试从该属内差异出发,借鉴英美法系的'最佳证据规则''鉴真规则',解决'证据原件'及'三性'认定难题,再设计证据可采性标准和证明力认定规则方案,以期解决庭审实务问题并求教于同仁。

简介：刑事诉讼中的社会调查是指在量刑前对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家庭情况、一贯表现等进行专门调查的诉讼活动。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社会调查包括两类:第一类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社会调查。第二类是拟适用社区矫正案件中的社会调查。对于社会调查所形成的书面文件,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通常被称为社会调查报告。社会调查报告也是《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中使用的术语。[1]但是,在拟适用社区矫正案件中尚没有形成统一称谓。[2]我国的社会调查和社会调查

简介：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作了专门规定，但仍不完善。应在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范围、举证时限、赔偿范围的确定和同案犯在逃的附带民事诉讼问题上加以完善。

简介：不论证人出庭作证证言及证人书面证言在实体上是否能证明案件事实,证人证言作为七种法定证据的一种,证人王某给张某出具的书面证言证实张某的右腿是李某用木棍打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