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江苏省镇江市马迹山遗址是宁镇地区典型的台形遗址,遗址使用时间较长,时间范围从龙山时代末期至两周时期。遗址文化内涵比较丰富,共发现47个灰坑、13座房址、1座墓葬,出土了一批器物。马迹山遗址的发掘,丰富了宁镇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并为探寻宁镇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简介：2008年是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诞辰125周年。11月2—5日，由浙江省政府参事室、上虞市人民政府、杭州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由浙江省文史研究馆、上虞市委宣传部承办，浙江省儒学学会等单位协办的“纪念马一浮先生诞辰125周年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上虞两市举行。来自美国、英国、新加坡、巴西和中国大陆以及港、

简介：云南省临时参议会为滇籍华侨参加参政会及侨务委员会一案，向行政院秘书处提议准予加入，行政院则据请批准侨务委员会遴聘滇籍侨领四人为参议。

简介：2016年元旦过后，《钱币天堂》网站的“西域钱币”论坛开展了一项“2016年新年征文”比赛的活动，其目的就是活跃论坛气氛，促进泉友交流。内容是新疆钱币和丝路钱币的短文。通知一发出，泉友积极响应，到截稿之日，共收到征文25篇。征文多以超短文为主，有收藏心得、感悟、钱币欣赏，也有对收藏泉友说的话。本刊分期选登部分征文，以飨读者。

简介：被认定为社祭遗址的新郑中行遗址的青铜器坑实际上晚于马坑，青铜器坑当是窖藏，窖藏的青铜器可能是郑国用于纾国难的贿赂之器。马坑则与青铜器铸造过程中的祭祀或巫术有关。

简介：1929年，马识途从北平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回到家乡沈阳担任第三高中生物教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北三省，他不愿做亡国奴因而去了北平。不久，经朋友介绍他来到山东烟台芝罘中学任教。1932年的烟台，当时还处在第一次大革命烽烟未熄的时期，烟台民众和学生要求民主，要求抗日的情绪仍很强烈。许多学生经常到大街上宣传抗日，到海边去查缉日货，到商店去搜查日货，

简介：历史的记述有两种类型，一是精英阶层的记述与记忆，这主要体现在各种主流文献当中。另一种是在民间的历史叙事与记忆，这主要体现在口头叙事、地方性仪式和各种地方性文献中。民间力量在认同国家历史的过程中，也在用自己地方性的视野去叙述着历史事件，即用传说或祭祀的方式去表达他们对历史的一种记忆。赵世瑜先生认为历史是一种集体记忆，记忆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

简介：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第5号探方所出简牍材料中有一批简文集中反映了王莽时期一次发生在车师的战争。前人多认此役为天凤三年至四年（16—17）的王骏征伐西域战争之结尾。文章对此说提出了商榷，大致推定此役实与王骏征伐西域战争无关。

简介：近日，省志编委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小彬赴新都，专题调研地方志工作。成都市志办党组书记、主任高志刚，新都区政府副区长冯静陪同调研。

简介：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法庭判案文件,苏美尔语称为＂di-til-la＂,意为＂最终裁决＂。吉尔苏出土文献最多,在温马也出土了少数泥板,基本上属于财产争诉案件。与吉尔苏的相比,温马的法庭判案文件有自己的特点。本文根据出土于温马地区的20块判案泥板文书,探讨了乌尔第三王朝时期温马地区的民法案例以及涉及的经济和社会制度。

简介：

简介：中国茶业这一传统产业中缺少世界品牌的现实，让作为茶叶故乡，世界茶叶文化发源地的中国，难免有些尴尬。英国不产茶，却有世界知名茶叶品牌。据了解，立顿袋泡在全球茶叶消费市场占到40％销量，立顿一年销售额28亿英镑，相当于中国农业产值的2／3。

简介：近日，宁夏马彦俊先生向中国钱币博物馆无偿捐赠古钱币37枚，其中包括了天盛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等西夏钱币19枚，圣宋元宝、政和通宝等宋代铁钱18枚，丰富充实我馆馆藏，特此感谢。

简介：

简介：

简介：据公司的工作人员说，目前各地的订单已超出了他们的计划，因为这款车适合了都市

简介：《易经》是我国浩渺的古代典籍中最具神秘色彩的瑰宝。依据传统的说法,它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避开其中包含的《易传》为孔子所作的成分,从伏羲画八卦到文王重六爻、作上下篇,它的成书年代也算是相当久远了。对于孔子作《易传》之说,早在宋代就有欧阳修提出质疑;至于《易经》成书年代的问题,直到近现代以来,当人们开始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去审视它的时候,才感到有重新釐定的必要。笔者在前人的基础上,曾作《易经成书新证》一文

简介：

简介：

简介：序　　言几年前，我提交过一篇关于讹答剌的论文，其中，我证明了１２１８年的讹答剌事件是世界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①。为了支持这个论点，我引用了不少历史事实来证明我的看法，即这个事件改变了蒙古帝国的命运和欧亚大陆的历史，特别是俄国的历史。毕拉教授７０寿辰的美好时刻或许为我提供了一个通过简要描述其他西方作者如何对待讹答剌事件的情形，进而以某种历史编纂学的观点，重新阐述我的理由的机会②。人们对于讹答剌的说法就确定撰写一部专论讹答剌事件的独特学术著作来说，我尚未获得成功。但是，正如本文将表明的那样，讹答剌事件不仅令人吃惊地被人们所忽略掉，而且还是普遍受到蒙古学家随意处理事件的一个典型。为此，我已查考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