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人民梦的结合,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党的根本宗旨与民心归依相统一,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感相统一。从幸福学角度解读,中国梦是集幸福社会主义、幸福中国、幸福人民于一体的幸福梦。实现中国梦,一要以幸福社会主义为指导,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人民的普遍幸福,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二要以幸福中国为目标,建设幸福中国是一个承前启后、不断推进的历史发展过程,也是全方位的,包括享有幸福对象的普遍性和幸福内涵的全面性;三要以幸福人民为目的,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幸福生活的需要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不断提升人民幸福指数。要通过引导全体中国人民对幸福的追求,消弭价值冲突,凝聚改革共识,激发发展活力,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简介:西方有一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叫做“马克思学”。学术界关于“马克思学”的性质有两种基本看法:即科学的“马克思学”和非科学的“马克思学”。把“马克思学”一般地看作是资产阶级学者的因而是非科学的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片面的。尽管一些西方“马克思学”家所持的方法或理论观点以及研究得出的结论不是科学的,但也不能认为是完全不科学的。西方学者研究方法的主要特征是偏重对马克思的著作、文献及一切思想材料进行实证研究,不能正确地处理实证方法与总体方法的关系。有些西方学者总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分割开来,这是错误的。相对于西方“马克思学”,构建中国“马克思学”的意义在于使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科学。
简介:1949-1965年,在我国进入由乱转治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社会学思想初具雏形。1975-1982年,在主持全面整顿工作、致力于领导拨乱反正和谋划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社会学思想得到全面发展。1983-1993年,在从容应对深化改革及经济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过程中,邓小平社会学思想日趋完善。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鲜活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邓小平社会学思想,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及无可质疑的现实价值。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我们应从大社会概念入手,从社会因素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因素一体同源的角度,深入发掘和研究邓小平社会学思想。
简介:针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存在着的"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参与性不足"等问题,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概论"课程组多年以来积极探索"导客为主"教学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教育教学实效性。"导客为主"教学模式的宗旨是以教导学、化教为学;基本理念是教师实现"四个转变",即自觉地由"讲授者"向"引导者"转变,引导教学活动的中心由"教师如何教"向"学生如何学"转变,引导学生由"教学对象"向"教学主体"转变,引导学生的学习方式由"被动性学习"向"主动性学习"转变;实施方法是从"听、说、读、写、行"五个方面设置教学环节,引导学生"动耳""动口""动目""动手""动足",其关键是进行考核方式改革。
简介:过去的艺术人类学理论主要对殖民地和后殖民地艺术品以及"原始艺术"的研究,其研究方法就是将西方的艺术理论运用于非西方社会的艺术研究。这种理论相信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有的美学体系,艺术人类学的任务就是阐释该文化中的美学特征。这种研究在本质上是强化和延伸了西方艺术公众的审美感知,并不能构成真正的艺术人类学。人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不是人文科学,其特定的主题是社会关系,这意味着艺术人类学的重点是艺术生产、流通和接受的社会语境。艺术品的定义既不是由艺术制度来认定,也不是具有符号的、审美的、用于表达意义的物品,而是一套行为体系,意在改变世界。在艺术人类学理论内,以"行为"为中心来研究艺术物品在协调社会能动性中的社会关系。艺术人类学也不同于艺术社会学,艺术社会学主要是对西方社会的艺术制度的研究,艺术人类学更关心艺术品周围的关系网络。人类学把人的行为放在一个具体的社会情境中,来解释人的行为意义。艺术人类学理论的目标是解释艺术品在这种关系情景中的生产和流通。
简介:通过对《巴黎手稿》的定义以及对国际学界《巴黎手稿》文献学研究成果的系统介绍和评述,笔者认为,《巴黎手稿》的两大组成部分(《笔记》和《手稿》)的写作是交叉进行的,《巴黎手稿》的形成存在着两个阶段,《巴黎手稿》的写作是按照“《第一手稿》→《穆勒评注》→《第二手稿》→《第三手稿》”的顺序进行的,《手稿》不是一块同质的“整钢”。笔者强调指出,《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之所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因为它不仅为我们正确地理解《手稿》的思想内容乃至理解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复杂过程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它的应用可能会给马克思主义研究带来一些革命性的进展。现阶段我们把研究重心转到《穆勒评注》以及第二和第三《手稿》的研究上来,将会带来《巴黎手稿》研究的新突破。
简介:“Fetishism”,在汉语中,这个外来词有两个同等通行的译法:“拜物教”和“恋物癖”。两个译法恰好对应着两种不同的论述语境,即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而这两种论述语境所关注的层面既有不一样的地方,又有相互重叠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一个是从商品生产的逻辑来讨论“fetishism”(拜物教)的社会构成及其后果,是一种社会症状阅读;另一个则是从主体欲望的运作来讨论“fetishism”(恋物癖)的心理机制及其效果,是一种主体症状阅读。相互重叠的地方则在于:它们都关注作为对象的“fetish”(物神)既可以感知而又超感觉的幻象特质,关注这一幻象运作在社会和主体那里造成的特异效果。本文的重点就是要从不同的论述语境来厘定“fetishism”的性质及其构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