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当前我国社会进入转型时期，各类社会矛盾呈现多发趋势，传统的社会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种矛盾化解方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困境，探求新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十分迫切。杭州市的社会矛盾“大调解”化解机制建设作为一项新的社会管理制度创新。充分体现了政府与社会力量的有效协同，也取得了良好的绩效。分析其制度要素组成，挖掘其内在运行逻辑，剖析其制度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制度改进措施，对这一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及其在横向、纵向的再复制都将具有重大意义。

简介：对政府主导型会展模式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即国际会展发展模式分析、政府主导型会展与其他会展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和政府主导背景下的业态分析。分析认为，政府主导型会展发展模式在表达会展经济特征中的“城市助推器”、“城市面包”、改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特别是迅速形成产业规模和市场规模有着其他会展发展模式无法企及的作用。基于我国会展产业仍处于发展初期，全面采用这一模式对我国会展产业的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采用垂直管理体系是这一模式优势最大化的重要保障，是我国会展产业发展的最佳途径。

简介：该文对民国政府经略西藏做了系统阐述,认为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关系长期陷入不正常状态,特别是在民国早期,由于英帝国主义干涉,西藏地方政府疏离中央,后经过中央政府的反对和斗争,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出现转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经过多方面艰苦的努力,逐步使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恢复正常。

简介：本文考察了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当初提倡的时代背景,并充分论述了停止倡导政府主导型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简介：政府的主导意识决定着旅游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政府的主导协调有利于形成旅游产业开发的合力；政府的主导推进有利于解决制约旅游的“瓶颈”问题。来自平顺县旅游开发一线建设的本文作者多年从事当地旅游业的开发、建设，以他亲身的体验总结而成的“政府主导是启动平顺县旅游发展的关键”一文从具体的实践中向我们讲述了这一观点。

简介：政府主导是江苏旅游发展的动力源：目前江苏旅游行政部门的行为还受制于现行的旅游管理体制，职能相对较弱，并呈现出较强的部门利益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旅游业的发展。江苏旅游的政府主导政策应结合行业发展的具体实际，从内涵、构成要素、核心理念等方面着手，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改革旅游管理体制，从制度创新的角度规范政府行为，有效推进江苏旅游业的发展。

简介：“精准扶贫”是当前经济社会工作的一项重点工作,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目标的实现。重点从基层政府等待扶贫项目、资金;扶贫主管部门等待政策、资金、项目;贫困人口等待、享受被精准扶贫;部分参与机构（企业）等待扶贫商机这四个方面对坐等扶贫现象及其蔓延进行分析,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方向,并从让贫困人口先站立、再扶持;避免扶贫政绩化、任务化、运动化;避免宣传误导;加强扶贫的针对性方面,提出了避免坐等扶贫现象蔓延的政策建议。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历时三十余载,城镇人口快速增长,城镇数量不断增加,城镇规模日趋合理,城镇化建设成就显著。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政府不断完善的管理、科学合理的调控密切相关。我国政府在城镇群的规划布局、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创新、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落实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极大地推进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将更多地涉足科学技术、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等领域,在城镇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简介：

简介：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不断深化，城市基层社区管理也面临着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挑战。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街居制”管理体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党和国家把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我国城市基层社区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成了社会学和社会工作者所面临的新课题。如何实施我国城市基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中国各大城市正在进行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果。结合贵阳市基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践，对我国城市基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作了一些理论和实际操作层面的探讨。

简介：清朝统一新疆后,积极鼓励内地人移居新疆,以达减轻内地人口压力、开发新疆及实边之目的.随着内地人移居新疆,内地文化亦逐渐传入并扎根新疆,尤其是北疆.而内地的各种坛庙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很快便充斥于新疆尤其是北疆各地,并形成了一种浓厚的内地文化氛围.这种氛围对于进一步吸引内地人向新疆流动,加强内地人对新疆的认知和认同,以及巩固清朝对新疆的统治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利用满、汉档案以及其他清代相关文献,对内地坛庙在新疆的发展及其影响等进行了分析.

简介：随着我国旅游产业市场化进程的深入、旅游产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政府的职能应有所调整,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将趋向于运用经济的手段和间接的方式进行调控.

简介：＂乡＂是中国古代金字塔式集权体制中的重要地方基层区划,宋时其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通过对宋代建昌军诸县所辖＂乡＂的研究,认为宋初乡应该还是一种用于收取税赋的地域单位,北宋中后期才完成＂地域化＂转变,唐末宋初乡数的减少及随后乡的＂地域化＂转变与人口的变化息息相关。宋代乡名有逐渐雅化和由地理型向教化型转变的趋势。宋以后乡数和乡名变化变动都较小。

简介：海禁政策是清廷出于与明郑势力政治军事斗争需要,采取的一种临时性海疆管理措施,通过限制与海洋社会的交往以达到维护政权稳定之目的。清代前期,政府的海疆治策经历了从"开海"到"禁海"、从"禁海"到"有限开海"的变化过程。其间,虽然有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海洋经济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并积极推动统治者采取一些积极的海洋管理措施,但总体而言,海疆政策依然带有浓厚的被动和消极色彩。

简介：本文通过考察1950年代胶东渔场的资源保护政策,反思了中国环境史学界的＂破坏——保护＂取向。很多资源保护政策的颁布与实施,往往伴随着高度规范性的政府权力。渔业机构为保护海参而采用了设置禁捕期、限制规格和设置保护区等相结合的办法,这些手段并非对资源危机的回应,也不能阻止稚参的大量生产,它们旨在避开低效的生产季节、截断非法的交易链条以及占据产量最高的参场。本研究表明,环境史学者应该走出＂衰败论＂的怪圈,揭示隐藏在资源保护政策背后的开发秩序与利益体系。

简介：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区域。从城乡规划与建设的视角对该时期的相关史料进行挖掘梳理,利用现代规划手法,以边区城镇体系为切入点,对当时的城镇体系规划与建设进行分析与解读。研究发现,受困于当时艰苦的战时环境和多变的管辖范围,边区政府虽未颁布系统明确的城镇体系规划和建设文件,但通过一系列施政方针的颁布与实施,利用有限条件,进行了大量城镇建设工作,培育了新的集镇乡村,从而促进了人口的城镇化转移,重构了边区产业空间布局,建立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城镇体系雏形。作为中国历史上特殊的时期与地域,陕甘宁边区城镇体系规划与建设的整体构想具有应对战时需求的典型特征,这些规划建设工作,一方面巩固了抗日战争时期乃至解放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基础,有力支持了作战行动;另一方面也对后续接管城市建设工作进行了大胆试验与探索,具有一定的先行引导作用。今天陕甘宁老区的城镇结构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当时建设的延续与发展。

简介：国际非政府组织（ING0）在国际环境政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也是中国“一带一路”走出去的关键影响要素之一。批判地缘政治关注主权国家之外的非政府行为体，同时对权力概念提出了新的理解。借助其思想，本文指出国际环境政治中ING0的作用，并通过尺度一权力框架分析其行动和角色。发现：①ING0在环境等国际公共事务上作用不断凸显；②ING0在多个尺度上通过不同的权力影响环境政治；③INGO与政府存在依赖、合作和对抗等不同的互动关系。因此，应处理好与INGO的关系，借助其独特的权力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简介：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中发生的种种矛盾，归根到底是相关利益者之间利益的冲突，为此政府必须建立平衡各方利益的制衡机制。我国制衡机制的失衡，突出表现为：企业的制衡力过于强大，原居民、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制衡力过于微弱。制衡机制失衡必然导致利益分配失衡，强势方获得超额利润。建议从三方面优化规制：重构政府的旅游资源管理体系与制度，严格执行旅游资源开发项目的“审批权”；健全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法规，编制并严格执行旅游规划，提高依法规制的合法性、科学性与严肃性；推进相关利益者制衡机制建设，对旅游资源实行全民监督管理。

简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南京国民政府与西南边疆地方实力派关系复杂,中央力量在西南边疆十分薄弱。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虽然组织专家对西南边疆的相关实业进行了规划,但鲜有实践行为。国府西迁后,国民政府中央力量从政治、军事、经济各领域全方位渗入西南边疆,沿海或内地工矿企业的迁入,成为这一时期西南边疆实业发展的显著内容。由于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不断反复,加以地理环境、文化、交通、实力等因素的限制,国民政府对于西藏地区社会经济的规划更多集中于开发西藏的交通建设方面,较少涉及其他层面。蒙藏委员会组织的专家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实业发展拟制的初步规划,是近代以来中央政府机构从政府层面做出的关于西南边疆实业开发的第一次较系统的考察,虽限于当时中国客观的政治环境未有全面实施或贯彻,但客观上可为后来者审视西南边疆的资源、经济发展等问题提供了基础。沿海工矿企业内迁的行为促进了西南边疆近代工业经济水平的发展,但这一非常态经济行为的战时经济特征十分明显,并没有实现西南边疆近代工业经济的根本改观。

简介：政府空间治理对地方发展具有深刻影响。西方学界在解释国家治理时有三个重要学说：非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福柯学说,但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的政府治理结构。中国治理结构包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等多个层次,各层次的行为能力和权力空间有所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通过调节财税杠杆、土地、劳动力等要素进行地方治理模式创新。同时,地方政府积极争取成为由中央政府批准的特殊经济区,对本地制度环境进行改革和创新,以促进地方产业发展。本文以重庆市为例,结合6次深入调研,探讨政府如何通过财税、土地等多项改革,提升空间治理能力,创造差异化治理环境,以带动地方产业发展的积极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