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这个总任务、总问题的一部分。而且,只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进程中,民族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中国共产党从我国各民族关系的基本情况出发,十分重视民族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这是因为:(一)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统一国家,民族问题向来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正如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强调指出的“维护祖国统一,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从这样的高度来看,民族问题是全党、全国的
简介:关于当代中国公众民主观念的成因,目前学术界存在理性主义与文化主义两条大相径庭的解释路径。前者采取"增量"视角,强调作为观念变迁动力机制的现代化的重要性;后者采取"存量"视角,聚焦政治文化延续性对于观念的制约功能。长期以来,泾渭分明的"理性—文化"二分法带来了研究路径的分野,但事实上经济增长、社会变迁、政治发展所代表的"理性增量"与传统政治文化所代表的"文化存量"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公众民主观念生成和演变的宏观结构,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找其背后的中观机制。本文认为,理性与文化因素均需借助社会学习、政治传播等政治社会化机制才能对公众施加影响,因此以学校教育和大众媒介为核心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至关重要。对人教版第十一套中小学政治教科书和2002~2014年《人民日报》的分析表明,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理性增量"和"文化存量"并存,两者的相互对冲塑造着转型期政治文化的基本面貌,当代中国公众民主观念的形成归根结底是一种介于"理性与文化之间"的发生学。
简介:本文通过滇西蒙化府左氏土官的案例来检讨改土归流以后,明清两朝所施行的土流兼治的具体情况。蒙化府位于今云南省西部的巍山县,地处于往东南亚各地区的要道上,由于其在交通上的重要位置,历来受到南诏国、大理国、元朝的重视,明军入滇之后,建置卫所屯军,任命原有土著首领治理土著社会,形成府卫参设、土流兼治的政治体制。在明清时期云南设有土流兼治体制的地区之中,实为典型的案例。首先研讨左氏土官与明朝的关系,其次确认改土归流后,明朝保留左氏土知府辅佐施政的事实,然后利用左氏土知府所给发的行政文书说明佐治范围,最后对于土流兼治给予土著社会的影响加以初步的检讨。我们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行政文书证明,蒙化左氏能够维持土著社会的稳定,主要依赖于其土官身份所给予的名声与影响力。此种身份,使得左氏有权力任命亲属(舍族、舍丁等)为佐治官,左氏土官透过有血缘关系的佐治官治理土著民社会。一般而言,改土归流意味着土著政权的灭亡,土官与土著社会的断绝。但事实上,在蒙化府所实行的土流兼治显示,改土归流并不一定导致政权全面崩解,尽管土官失去征收钱粮的权利,其亦能保持原有佐治官体制而继续参与施政。蒙化左氏土知府的案例说明,明清两王朝在云南推行郡县化,扩大流官范围时,流官的施政能力有限,实际上必须依赖土官的势力维持土著社会的稳定。
简介:从1644年至1911年,统治中国的清朝皇帝设法把内亚的大部分纳入其控制之下,并把中国的领土延伸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本文认为其庇护的政治技巧与它规范化的语言,及其所强调用礼物交换与礼貌表述,对解释内亚腹地以联盟形式融入帝国是一个有用的概念。通过重新解释礼物交换的义务,清朝不得不加强和巩固其人际关系网的持久性,使之转变为有明确界定的统治系统。在这个规范化的过程中,作为清廷管理外藩事务的理藩院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在王朝的早期,它是负责收集和传播与内亚首领有关的各种庇护关系的信息。在17、18世纪,它努力标准化和简化少数民族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当清朝在外藩行使更直接的控制权时,即使是在王朝后期,理藩院及其庇护的规则和原则被修改后一直保留。本文为多民族大清帝国的寿命和凝聚力提供了一个解释。基于最近出版的满文和蒙古文档案资料以及礼物交换的诸多内涵,本研究揭示了大清皇帝自我观念的改变。
简介:对于阶级斗争,传统马克思主义习惯于从唯物史观的决定论角度加以理解和解释,强调阶级斗争史观与唯物主义史观的一致性。事实上,阶级斗争也是一种伦理诉求,带有强烈的主观意志色彩。这种伦理诉求是否具有现实性、正当性需要接受历史的检验和校正。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物理原理,实际构成了阶级斗争史观的物理视野,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原理构成了阶级斗争史观的伦理视野;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中,需要同时把握物理与伦理两种视野,实现物理与伦理两种价值的历史整合。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化的历史上,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为探索和实践两种价值的整合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