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罗马法上的债最初起源于犯罪，原始的誓约是债的起源的最典型的形式；罗马法上的债具有强制性和财产性。民法法系国家的侵权行为属于债的范畴，债具有财产性，债法为财产法。传统民法不严格区分债务与责任，根据现代法理学特别是我国法理学的发展，应将义务（债务）、责任与法裁区分开。德国民法上的请求权理论有科学性，也有局限性。我国应当借鉴和变革侵权行为之债的立法模式，借鉴和变革德国民法上的请求权理论，改变损害赔偿（恢复原状）过于宽泛的内涵，在《民法通则》规定的多种侵权责任形式的基础上，制定侵权责任法，为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奠定基础。民法典应以权利为本位，以法律关系为核心，构建科学的民事责任观念与民事责任法体系，构建更加科学的债的观念与债法体系。本文提出了“侵权责任法纲要与部分条文建议”。

简介：应当看到,在民法体系中,侵权责任法几乎涵盖了财产与人身损害的所有情形,并成为债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权利保护与义务负担是其厘清责任所必需的核心价值要素,然而,这一切又是通过诉讼权利予之实现的,由此可见,一部法律的致臻完善不仅要赋予当事人应有的实体权利,同时亦应设定必要的诉讼管道,即"无救济则无权利"。显然,我国侵权责任法较之发达国家立法例而言在对权利保护和责任负担以及救济方式上显有欠缺。故此,导致在规范的科学性、权利的充分性与责任的完整性等方面的争议不断。

简介：<正>近几年,司法上的地方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它既影响了法律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公正形象,同时又直接威胁到了国家法制的统一,它已成为司法界的一大公害。正是从消除并预防这一公害出发,法学界有人提出了赋予民事诉讼当事人管辖异议权并进而建立管辖异议之诉的设想,司法机关并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确认了当事人的异议权和异议之诉。考虑到目前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提出这样一种设想并采取这样一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它也能在一事一时中起点积极作用。但是,这样一种设想和做法是否具有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尤其是,它是否能遏制住地方保护主义的蔓廷,倒是值得研究的。

简介：

简介：根据我国《专利法》第5条，违反法律、公序良俗或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该条款违反了TRIPs协定第27条第2款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不能仅因为此种利用为其法律所禁止。尽管我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10条规定《专利法》第5条所称违反法律的发明创造，不包括仅其实施为法律所禁止的发明创造，但这一规定与《专利法》第5条相矛盾，并不能改变我国《专利法》第5条与TRIPs协定第27条的违规性。中国应借鉴外国的相关立法，修改我国《专利法》第5条中不符合TRIPs协定的内容。

简介：金融“资金之用于农业者,即谓之农业金融”。农业金融制度对于农业经济之发展至关重要,正如孙中山所言,中国“东南是收获,不见其丰,西北之荒芜,一如其故,此无他,无特别金融机关以为之融通资本故耳。”近代农业金融制度发迹于西方,我国从清末开始仿行西制,历经北京政府,在南京政府时期出现了较大的发展。

简介：虽然内地早于1994年即已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并于翌年施行，但由于派遣劳动、非全职工种等各种非典型劳动关系并没得到规制，该法律面临规范面狭窄之窘境，再加上实务中常出现企业拒绝缔结书面合同，或频繁订定短期劳动合同、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现象，皆置雇员于不利局面。[1]为解决《劳动法》所留下之问题，乃有制定一系列劳动保护特别法之必要，其中2008年1月1日生效之《劳动合同法》便是弥补此类漏洞的关键一环。[2]从立法过程观察之，《劳动合同法》自第一版草案提出伊始，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最终表决通过为止，历时一年半，前后就四个法案版本反复研讨修正，

简介：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中由“形式／实质非理性”和“形式／实质合理性”构成的有关法律思维类型的概念体系，同康德哲学有着紧密牵连。这种哲学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原本是四维的“合理性”概念体系，从而使该体系始终存在着蜕变成简洁但更为尖锐的、呈现为“形式合理性／实质非理性”这一形态的二元论的可能。对相关韦伯文本的审视映证了这一可能。韦伯有关现代法律中的核心张力的论断，因而体现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非理性”之间的冲突。由于韦伯在“法律社会学”中将现代资本主义视为“核心议题”乃至“最高价值”，且认定“形式合理性”法律与之存在“选择性亲缘关系”，所以他个人倾向于“形式合理性”一侧，并将“实质非理性”的法律主张主要归园于工人运动。然而，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发展表明，资本主义同“形式合理性”法律之间的联系并非绝对。整个“法律社会学”文本都体现出韦伯将概念和观念置于经验事实之上的倾向，而这些概念和观念本身又受到韦伯自身价值取向的引导。因此，这也意味着对社会科学“客观性”的背离。

简介：每年有万余名博士生和硕士生毕业时均要撰写毕业论文,这是一个庞大的论文群体。研究生学位论文中的＂学术性＂是支撑论文的脊梁。因此,值得探究。学术性,包括科学性、创新性、重理性、商榷性和建言性。它们构成学术性的内核。

简介：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2015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以下简称《纲要》）,进一步提出到2016年前完成＂四个在庭＂的改革目标,推动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促使侦查、审查起诉活动始终围绕审判程序进行,确保庭审在保护诉权、认定证据、查明事实、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简介：为有效实现合议制功能和作用所推行的审判长制度，与现行法律确立的合议制度客观上存在着种种冲突与不适，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需要研究和澄清的理论问题。在理论上明确审判长制度下的审判长的性质，矫正审判长的地位和权限以及走出固定合议庭的误区，有助于审判长制度与合议制度的协调，使我国的诉讼合议制度能够得到理性的健全和完善。

简介：行政诉讼裁判基准时,旨在解决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应以何时之事实及法律状态针对诉的理由具备性加以判断的问题。作为行政诉讼裁判基准时最主要的学理分歧,处分时说与判决时说因侧重点不同,并不存在绝对的孰是孰非,也无法简单地以＂原则/例外＂的模式来应对所有案件。法院对行政诉讼裁判基准时的确定,应以综合权衡个案中的各项考量因素为基础。在综合权衡的过程中,行政诉讼裁判基准时遵循＂层递式＂的确定规则：首先,根据首要考量因素——现行法的规定及其推论来确定;其次,现行法未规定且无法作出合理推论的,斟酌个案中的其余考量因素来确定;最后,依个案中不同考量因素将推出不同裁判基准时的,以修正的判决时说来确定。

简介：强制调解是指根据法律规定或法院命令,针对特定类型民事纠纷而言,启动调解不以当事人双方自愿为前提,从而使调解成为诉讼的前置程序或裁判前置阶段的一种特殊的民事调解制度。与普通民事调解相比,强制调解具有法定性、强制性和前置性等特点。在把握强制调解内涵时,必须厘清强制调解与强迫调解的界限,正确认识强制调解与调解前置、调解的强制性因素之间的关系。新《民事诉讼法》第122条增设的＂先行调解＂不属于强制调解的范畴,但却蕴含了诉前强制调解的基本雏形,为在适当时机拓展我国强制调解的类型奠定了基础。

简介：《民事诉讼法》修订之后，学界主流观点对于第56条第3款所确互的第三八撤销之诉程序能否适用持否定互场。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解释论和司法政策论的互场，以第三八撤销之诉是否存在适格原告作为切入点对第36条第3款的司法适用问题展开深入分析和论证。在全面评述我国第三人参加诉讼理论以及实务现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第三八撤销之诉原告适格的正当性基础并结合案例进行类型化分析，同时，进一步强调应当以诉的利益和加重起诉条件限制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随意启动，防止滥用诉权行为的发生。

简介：实证主义伏根久远，孔德创建了实证哲学，这种哲学有别于神学和形而上学，它具有真实、有用、可靠、精确、肯定以及相对六项特质。孔德以实证哲学为基础，创立了一套完整的实证社会学理论，其中也包括社会学方法论。通过对社会学方法的借鉴，法社会学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诸如调查法、实验法、观察法、统计分析法、比较分析法、二次分析法等。法社会学中的实证方法对法学进路的拓展居功至伟，它架构了规范与事实之间的桥梁，缩短了法律与社会之间的裂痕。

简介：《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填补了中国个人网络信息安全保护方面的立法空白。但它还不够完善。尤其是没有明确具有规范个人信息采集功能的信息采集必要性原则之准确内涵,且又提出了＂网络实名制＂这种新的个人信息采集规则。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讨论了必要性原则的具体内涵,以此进一步分析了＂网络实名制＂规则与该法律原则之间可能存在的内在张力,认为实名制规则必须通过未来的细化完善才能与该立法的基本原则相协调。

简介：在刑法学界，认为当前我国刑事判决量刑趋重、存在重刑化倾向和重刑主义的观点较为普遍，但是这些观点均未经实证检验。而以《全国司法统计公报》和《中国法律年鉴》公布的有关数据为依据进行的重刑适用率、缓刑适用率、免于刑事处罚适用率、经济犯罪重刑适用率、上诉率实证分析表明上述观点并不成立。上述观点被证伪，将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诸如“严打”等刑法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些问题。

简介：死刑能否正确适用，与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把握息息相关，死刑案件证据是否达到应有的证明标准，是决定能否最终适用死刑的关键。为更好把握死刑适用标准，在实证考察和实践反思的基础上，大胆提出树立以客观性证据为核心的二维证明标准的观点，并就该标准的内涵、价值以及如何把握进行了探讨。

简介：管制无疑在某方面是对天赋自由的一种侵害,但当少数人的天赋自由会损害整个社会的安全时,这种自由必须由法律加以限制.立法者为防止"火灾"向银行传播而建立一系列"墙"正是对天赋自由进行合理限制的表现之一.[1]--亚当·斯密

简介：由于共同犯罪中本人犯罪与他人犯罪密不可分，因此共同犯罪案件中犯罪人犯罪后揭发同案犯的行为是否构成立功，关键看犯罪人揭发的是否是同案共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对此的判定，应根据犯罪人的交代是否超过了自己的罪行的范围；作为共同犯罪人自己的罪行内容之一的同案犯的共同的犯罪行为，仅限于犯罪人所知的同案犯及行为的范围之内，亦即不排除共同犯罪人即使揭发同案犯共同的犯罪行为，也会因已超过自己罪行的范围，而应以立功认定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