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的有线电视数字化转换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曾经喧嚣于政策、市场与技术讨论中的转换"模式"之争逐渐归于沉寂,取而代之的是更具地方性的转换实践,以及对转换中涌现的各类技术与市场问题的应对。与上述专业话语和实践不同,本文从对"青岛模式"的批判式历史解构出发,着重分析国家和资本在形塑这一模式中发挥的重要结构性作用;另一方面,本文将由"青岛模式"及其全国推广所展开的围绕有线电视数字化转换的多样化"社会过程"称作"青岛实践"。这一未竟的社会过程不仅继续受到技术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国家力量,以及寻求投资报偿和增长的各类资本力量的制约,但也逐渐受到多种"社会保护运动"及其对国家规制的诉求的影响,使得中国的数字电视道路不仅具有特殊性,更具有传播民主的普遍性。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多重角色值得特别关注。十年之后再议"青岛模式",既是对历史研究空白的补足,也是对当下未竟的数字革命的重新检视。
简介:“三鹿毒奶粉”事件报道中,媒体和三鹿公司之间经历了从共谋、对峙到破裂的戏剧性变化。媒体在与政府、广告商以及受众的多维关系中多次转移结盟关系;媒体的新闻生产采用了“关键时刻政治正确性优先”、“参与利益锁链中的危机公关”、“民粹主义话语”及“自我批评式的反身性”等多种生存性策略。“三鹿毒奶粉”事件中的媒体报道,表征了新时期以来中国传播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已经转化成制度性风险,中国媒体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只关心自身经济安全而缺乏专业主义价值担当的怪胎式利益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