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近年来,企业参与灾害治理成为应急管理中的重要现象。以逐利为天性的企业何以且如何参与灾害治理?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其工具性和规范性两种不同视角为分析工具,将企业灾害参与和社区的抗逆力关联起来,同时基于不同企业灾害参与动机的差异性,将企业灾害参与抽象为公司导向与社区导向两种不同模式。以这两种模式及其演变为框架,探讨了公司层面的抗逆力与社区层面的抗逆力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机制。分析发现,采用不同灾害参与模式的企业客观上有多重途径同时改善公司与社区层面的抗逆力,但企业的抗逆力并非天然就能转化为社区的抗逆力,只有社区导向的企业才能有效促进社区抗逆力的提高。本文对两种企业灾害参与模式的提出及其演变路径的分析,既为理解企业的灾害参与行为提供了理论框架,也为企业灾害参与能力建设和公共政策层面的企业灾害参与管理指明了方向。
简介:1984年,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FederalEmergencyManagementAgency,简称FEMA)和全美行政院校联合会(NationalAssociationofSchoolsofPublicAffairsandAdministration,简称NASPAA)合作培养了一批专注于应急管理研究和实践的学者,其目的是创建一个囊括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的共同体(Community),帮助各级应急管理者在面对愈来愈有挑战性的问题时,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虽然财政支持力量薄弱,但是NASPAA和FEMA的行动引领了应急管理研究和实践的改革.本文首先回顾了自1984工作坊以来FEMA经历的变革,随后在公共行政语境下探讨NASPAA和FEMA的研究员在应急管理研究和实践领域的影响.
简介:校园欺凌是世界性的普遍问题,近年来开始引起我国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但是相关实证研究却十分有限。本文采用2016年底中国应急管理学会校园安全专业委员会开展的全国调查数据,分析了校园欺凌(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对青少年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偏差行为(旷课、吸烟、喝酒、打架、沉迷网络游戏)和自杀倾向的影响。结果显示,校园欺凌经历,无论是作为欺凌受害者还是实施者的经历,都会降低青少年的生活质量,增加他们大部分偏差行为的可能性以及其自杀的可能性。在一些维度上,网络欺凌的作用比传统欺凌要大。最后,本文探讨了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以及信息社会下进行校园欺凌干预的挑战。
简介:识别空气污染的高社会脆弱性地区,查明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的影响因素,这对于降低因空气污染造成的社会不平等、提升空气污染防治的效果都至关重要。本文首先提出了面向区域的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概念模型,并据此建立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评估的指标体系;进而以省级行政单元作为分析单位,运用投影追踪聚类模型,识别了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排名前五的影响因素分别为:"人均可支配收入"、"本科及以上人口比例"、"每千人医院床位数"、"儿童(14岁及以下人口)"和"城市绿化覆盖率"。同时,通过集成社会脆弱性指数来探索中国空气污染社会脆弱性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2000~2014年,社会脆弱性指数均值保持了逐年下降的趋势。2000~2010年,社会脆弱性指数标准差持续上升,2010年后出现下降。在整个研究周期内,全国各省的社会脆弱性经历了普遍偏高至部分好转再至好转局面扩大的变化。社会脆弱性的好转始于东北局部,再扩展至东部沿海,继而向中西部推进。在空间分布上,中部和西部省份的社会脆弱性偏高,北京和上海的社会脆弱性最低,华北和华东地区的社会脆弱性水平居中。
简介:应急准备,又称备灾,是有效减缓灾害影响的重要途径,也是新时代灾害防治的新方向和新要求。近年来,我国开始强调关口前移,从注重事后处置向注重事前预防转变。2015年,我们对成都市某社区干部开展了一项小规模试调查(N=114),重点了解了社区第一响应人的应急准备情况及影响因素。问卷设计了20种应急准备活动,结果显示,总体上应急准备水平可接受,但是不容乐观。逐步回归分析显示政府信任度与应急准备水平显著负相关,男性干部应急准备程度更高。风险感知、对利益相关者责任分担感知和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信任状况作用并不显著。另外,我们重点分析了人们没有进行应急准备的原因。结果显示"没意识到"或者认为某项应急准备活动"没必要"是人们未采取应急准备的主要原因。本研究结果对风险防护行为研究以及应急准备/备灾实践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简介:经历阪神大地震的冲击之后,日本企业开始在加强自身灾害管理的基础上参与国家灾害管理。基于灾害管理全过程的分析框架,通过对从阪神地震到3·11地震日本企业参与灾害管理的考察发现,日本企业在防灾参与能力、备灾参与能力、应急参与能力和参与重建能力上都有了较大幅度提高,由阪神地震时停留在灾后捐款捐物的低水平向基于灾害管理全过程专业化方向发展。尽管如此,无论从企业自身还是国家相关政策上看,其参与灾害管理能力建设都还存在明显不足。今后努力的方向是,日本政府需要在公共政策体系中完善灾害管理体系中的企业参与制度设计,建立政府、企业与社会三位一体的灾害治理体制机制;日本企业则应以"3·11"地震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基于战略优势的参与灾害管理能力建设,使参与灾害管理常态化、专业化、战略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