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举世瞩目的长征壮举,其政治影响和历史意义早已跨越时空,深入人心。在中央工农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前的3个月,有一支6000人的红军队伍,深入闽浙赣皖4省国民党统治地区,历时6个多月,行程5000多里,策应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尔后的战略大转移。他们在所经过的4省数十个县的广阔地区内,沿途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和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宣传我党和红军抗日救亡立场,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内战,枪口对外,一致抗日。这支队伍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也可以说是长征的先行者。一1934年7月初,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简介:1904年,日本宪兵队伴随着日俄战争,在维持军纪的旗子下,跟随作战部队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从此一直到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宪兵队一直作为侵华战争中的重要力量而存在。名义上,宪兵队是军队中监军护法的机构,在军队里行使治安和维护军纪的权力,并非作战部队,而实际上,日本宪兵队作为一支严酷而又精干的兵种,拥有广泛的权力,他们在占领地配合作战部队攻城略地、搜集各种情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残害无辜平民。日本宪兵队在中国分别有“关东宪兵队”“北支宪兵队”“中支宪兵队”“南支宪兵队”等几个部分,其中以关东宪兵队的人数最多,危害最广。
简介: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中,三大主力红军中的两支———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称红二方面军),曾先后转战云、贵、川。围绕着在川滇黔边区开辟新苏区的意图(后未能实现),红军建立了多支游击队配合主力开展游击战争。红军及游击队在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同时,广泛开展革命文化宣传活动,特别是遵义会议后,红军转战川滇黔边期间,宣传活动更加深入人心,把千百万深受压迫的各族人民动员起来,支援战争。一、应用各种文艺宣传形式,在川滇黔边区开展革命文化活动印制宣传品。包括文告、传单、小报。除少量为红军从原苏区带出沿途散发的外
简介:1959年庐山会议后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中断了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进程,农村基层干部的“五风”再度泛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开展“三反”运动,整风整社,试图加以解决。开封专区的“三反”集中在对所谓“三类队”的改造上面,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补课”的方式,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了政治纯化。“改造三类队”虽然对基层干部的作风改善起到些许作用,但它简单地把农村工作的政策性失误归咎于阶级敌人的破坏,而未触及公社体制,因此也无助于从根本上扭转“大跃进”后期的困难局面。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运动所采取的以“对敌斗争”手段来处理农村基层干部的做法,在此后的“四清”运动中得到了全面接续和发展。
简介:何仿,安徽天长县人,13岁时参加新四军,先后在华野三野政治部部队文工团、华东军区解放军艺术剧院和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工作,历任音乐组长、副股长、作曲、合唱队长兼指挥、副团长、团长。在几十年的部队文艺生涯中,除了搜集整理出脍炙人口的《茉莉花》之外,他还创作了《前进在陆地天空海洋》、《五个炊事兵》、《我们是千里海防的巡逻兵》、《我的名字叫中国》及歌剧《大翻身》等一批有着时代影响力的作品,在全国全军多次获奖,为国家一级作曲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88年他从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团长、艺术指导的位置上离休,是正军级干部。2013年9月病逝于南京,享年85岁。
简介:<正>香港艾斯豪斯路主教区何明华主教亲爱的何主教: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一位服务会成员来香港会见那里的共产党领导人这一举动是否得当?公谊服务会现在明白,它的相当部分工作是在有争议的地区,或者说至少算得上是不稳定的地区进行的。事实上,我们整个在共产党辖区的项目都有些不确定。我们极其希望得到安全担保并达成协议,以继续在共产党辖区的工作。随信附上的备忘录将显示现在的形势以及我们自己在河南已经尝试过的措施。你将看到我们并未达成过真正令人满意的协议。在河南,似乎没有人想来与我们进行交涉,你会在备忘录中看到,本会河南工作人员建议我们直接与高层而不是河南地方官员进行接触。由于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进行联络这条线已不存在,似乎完全与外界隔绝了。除了经河南而外,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方式从上海给共产党高层官员传递消息。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