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植被格局是指植被在生活空间中的位置和布局状况,是物种生物学特性和外界环境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湿地植被在景观上总是沿着某个环境梯度呈较明显的带状分布特点,但是关于带状分布形成的机理目前还不是很清楚。大量事实表明,湿地植被格局不仅受制于湿地自身自然环境状况(包括非生物和生物因素),同时也取决于湿地植物种的生物学特性,并且受到人类干扰活动的影响。具体成因如下:非生物因素主要包括气候、地貌、水文和土壤等,这些因素通过对水、热、光和营养等因子的分配而在不同尺度上影响湿地植被的组成和分布,其中,水位和盐度梯度分别是淡水和盐沼湿地植被格局形成的主导因子。生物因素主要包括竞争和植食作用,高竞争力物种采用迅速繁殖和扩散的策略成为优势物种直接影响植被的分布,植食作用则可能通过改变植物间竞争关系而影响植物分布。物种生物学特性主要包括胁迫忍耐力及繁殖和定居能力等,如洪水忍耐力高的物种往往分布在最高水位的区域,繁殖和定居能力强的物种能使自身在复杂环境下取得竞争优势。人类活动可以通过改变湿地生态系统中的非生物因素和生物因素的相互关系来影响植被分布格局。针对当前研究的现状,今后的研究应在淡水湿地系统植被成因,生物因素如植物间相互作用以及植物自身关系的权衡对格局的影响,微生物作用对植被格局的影响,野外控制实验四个方面进一步加强。
简介: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过程总是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回顾过去,中国黄土成因经历了从“水成”到“风成”这样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通过分析黄土成因争论的历程,得到如下启示:1)过去的黄土成因争论源于人们不认识黄土层中的古土壤,因此识别地层中古土壤对重建古地理环境具有重大意义。2)水平层状地层并非都是水平沉积层理,也有可能是古土壤发生层次,具有水平层理的沉积地层则可能意味着在水中沉积形成,而古土壤层则是在地表环境形成。3)古土壤层的特点是古土壤层具有土壤发生层次,因此各层次之间一般呈现为渐变特征。而沉积地层通常具有明显的顶部和底部,显示着截然变化。4)在总结新生代古土壤特点的基础上,重新认识更老地层的古地理环境,发挥古土壤在研究地层成因、重建古气候等方面的作用。
简介:柳属(Salix)植物是洞庭湖湿地唯一的原生木本植物,对湿地生态系统功能的维护具有重要意义,而以往研究大多关注草本植物,缺乏对木本植物的认识。本研究通过2008年5月和2013年11月的洞庭湖湿地大面积调查,揭示洞庭湖湿地柳属木本植物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洞庭湖湿地柳属木本植物主要分布于东洞庭湖,其次是南洞庭湖,分布形式为小面积点状分布和大面积带状分布。2008年5月,洞庭湖湿地柳属木本植物分布区的面积为993.7hm^2,2013年11月减少至192.9hm^2。2008年5月,洞庭湖湿地柳属木本植物以原生型植物为主,2013年11月,其以种植型植物为主。在2008-2013年间,柳属木本植物呈现分布面积急剧减少、原生型植物减少、种植型植物增加的变化趋势,业已成为本地区的濒危物种。2013年11月,各柳属木本植物分布点的乔木层特征差异明显,树高为4.37-15.2m,胸径为3.63-68.71cm,原生型植物树高和胸径明显大于种植型植物。在原生型植物区,林下优势植物主要为短尖薹草(Carexbrevicuspis);在种植型植物区,林下优势植物主要为芦苇(Phragmitesaustralis)、荻(Miscanthussacchariflorus)和短尖薹草。水位降低、淹水时间缩短、水质下降与大面积种植杨树等是导致洞庭湖湿地柳属木本植物退化的主要原因。
简介:中国是一个洪水多发国家,洪水灾害平均每年给中国造成约千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成功的洪水风险管理离不开公众的参与,了解公众对环境风险的认知是设计有效风险沟通策略的关键,也是促进公众认识提升与行为转变的重要环节。本研究回顾了公众对洪水风险的相关认知,系统梳理了风险认知研究范式、洪水风险认知的测量及其影响因素。现有研究表明,公众居住地的地理特征与洪水风险认知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居住地距离洪水风险源越近,洪水风险认知越高;居住地相对洪水风险源海拔越高,洪水风险认知越低。女性、年龄较高的人群更关注洪水风险,而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与洪水风险认知则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受灾经历是影响洪水风险认知的重要因素,有过受灾经历的公众会有较高的洪水风险认知和较强的应对灾害的行为。公众对洪水风险管理的信任程度也将影响公众的洪水风险认知。本研究对洪水风险认知的测量指标和测量方法做了梳理和评述,并提出今后洪水风险认知研究可能拓展的方向,如探索公众洪水风险认知对行为改变的作用,以及对洪水风险管理的影响。
简介:通过识别三江平原湿地主要生态风险源(气候变化、沟渠建设、农业非点源污染、湿地旅游活动的开展)与风险受体(植物群落退化演替、生物多样性下降、固碳水平降低),发现风险源主要来自于湿地系统外部,而风险受体则依存于单一的湿地生态系统。为了解决尺度矛盾问题,提出尺度上推(将风险受体扩展到区域或流域上,以匹配风险源的空间尺度)与尺度下推(将风险源尺度缩小到局地甚至点上,通过实验设置,模拟风险源发生水平,以匹配风险受体的空间尺度)两种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三江平原湿地区域生态风险评价方案和流程的合理构建过程,包括风险源空间化方案(气候变化情景降尺度、沟渠密度制图、农业非点源输出模拟和湿地旅游活动强度的缓冲区表达等)、表征生态系统内在属性的生态资产指数和生态脆弱性指数构建、风险值表征问题。
简介:构建了基于“敏感性-人为脆弱性”的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ArcGIS的空间叠加分析和脆弱性评价模型,开展拉萨河流域湿地脆弱性评价,并运用障碍度计算方法,分析了影响脆弱性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拉萨河流域湿地脆弱性范围为0.1153~0.7427,可分为轻度脆弱、中度脆弱和重度脆弱3个等级,其中,中度脆弱面积最大,占湿地总面积的59.59%,集中分布在河谷区和高山盆地区,主要类型为藏北嵩草(Kobresialit.tledalei)沼泽化草甸、杂类草湿草甸和河流;其次是轻度脆弱湿地,占湿地总面积的38.25%,主要分布于河源区的嘉黎县;重度脆弱湿地仅占2.16%,分布在河源区的那曲县和河谷区的桑日县。轻度和重度脆弱湿地的类型都以藏北嵩草沼泽化草甸、河流和湖泊为主。影响湿地脆弱性的主要因素有9个,其重要性从高到低依次为年降水量、污染源、牲畜密度、人均牧业产值、植被盖度、人均耕地面积、污水排放量、猪的密度和高程,其中,年降水量、放牧和植被盖度是普遍存在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降低湿地脆弱性的关键在于保障水源供给、控制污染和限制过度放牧。
简介:通过测定辽河口三道沟和笔架岭光滩、碱蓬(Suaedasalsa)沼泽和芦苇(Phragmitesaustralis)沼泽土壤汞和砷含量,分析了辽河口不同类型湿地土壤汞和砷的垂直分布规律,并进行了风险评价。研究结果表明,2015年11月3日和2016年5月16日,三道沟湿地土壤汞和砷平均质量比分别为0.038mg/kg和9.13mg/kg;笔架岭湿地土壤汞和砷平均质量比分别为0.059mg/kg和10.77mg/kg。三道沟各类型土壤汞和砷含量明显低于笔架岭。笔架岭的芦苇沼泽和碱蓬沼泽土壤汞含量从表层向下逐渐增大,芦苇沼泽土壤砷含量从表层向下逐渐减小,而光滩和碱蓬沼泽0-10cm深度土壤砷含量总体由表层向下逐渐减小。三道沟和笔架岭各类型湿地土壤汞和砷的I_(geo)指数都为负数,污染等级都是清洁;潜在生态风险指数结果表明,三道沟和笔架岭湿地土壤汞和砷的潜在生态风险较低。
简介:研究了福州市农业表层土壤(0-10cm)。中美国环境保护署(USEPA)优控的16种多环芳烃(PAHs)含量,并对其来源和生态风险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供试土样中16种PAHs检出率达到100%,其总量的含量范围为100.2-1215.1μgkg^-1,且与土壤总有机碳的含量呈显著正相关;土壤中PAHs主要源于生物燃烧和石油。利用毒性当量因子(TEF)计算了供试土样中PAHs单体相对于苯并[a]芘的毒性当量(Bapeq),土样中总Bap。值的范围为12.50-147.95μgkg^-1,其中50%土样总Bapeq的值超过荷兰规定目标值(总Bapeq=32.96μgkg^-1),表明福州市部分农业土壤存在一定的潜在生态风险。
简介:测试和研究了杭州西溪湿地土壤中铜(Cu)、锌(Zn)、铅(Pb)、镉(Cd)、汞(Hg)、砷(As)和铬(Cr)的含量与分布特征,采用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和Hakanson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对湿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环境质量和潜在生态风险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西溪湿地土壤表层7种重金属平均含量的质量比分别为36.8mg/kg(Cu)、91.5mg/kg(Zn)、39.2mg/kg(Pb)、0.23mg/kg(Cd)、0.19mg/kg(Hg)、6.3mg/kg(As)和64.9mg/kg(Cr).由于受各种人为作用的影响,与浙江省土壤背景值相比,Cu、Pb、Cd和Zn在湿地土壤中的积累较大,有3个采样点[菜地、芦苇(Phramitesaustrlis)滩地和靠马路的居民区]土壤中的Cd含量超过《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标准值的二级标准(pH<6.5).湿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环境质量和生态风险评价结果显示,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平均值为1.73,多种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指数平均值为114.6,说明总体上西溪湿地土壤重金属污染及其潜在生态风险为轻微级.最后,讨论了西溪湿地公园土壤重金属的可能来源,对比了重金属污染评价中不同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