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经过“后毛泽东时代”近四十年的经济发展与科技现代化,当前中国所拥有的资源已足以构建具有战略影响力的海军力量。与此同时,中国在其近域边疆的战略优势不断增强,这使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将其军事预算重心从内陆军事力量转移至海军防御。因此,即使其经济增长放缓,中国仍将具有充足的财力、科技资源以及战略条件来建设一支“大海军”,从而对美国在东亚的海上安全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即使美国军事技术保持领先势头,这种挑战依然存在。据预测,十年内中国现代化海军规模将超越美国。这种变化将对未来全球海洋秩序产生巨大影响。虽然美国期望维持其全球海洋优势,但中国海军的崛起将会迫使美国将更多的海军力量集中于东亚海域,以制衡中国海军力量。同样,中国也可能会希望拥有全球性海洋军事优势。但随着美国海军对中国海军的日益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不得不集中力量发展其在东亚区域的海军力量,以维护其海洋安全。因此,由于海军大国维持地区安全的作用已经不复存在,中国海军的崛起将会导致东亚地区的不稳定,甚至还会导致欧亚大陆宽泛区域不稳定性的增强。
简介:1997年缅甸加入东盟之后,东盟对缅甸采取了“建设性接触”政策,主要采取劝说、鼓励以及有限施压的方式。推动缅甸问题的解决。受东盟自身制度性、结构性制约,“建设性接触”政策未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缅甸新政府上台后启动的民主化改革表明,东盟及其一些国家长期对缅甸实行的接触、引导和鼓励对缅甸政策变化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简介:<正>去年以来,随着日本国际收支特别是贸易收支盈余的再度上升以及美国经济的持续不景气,美日两国间的经贸关系复趋紧张。布什总统今年初的亚洲之行不但没有缓解这种紧张,反而使日本的“嫌美”情绪由小心翼翼变得公开表露,高层人物屡屡失言;美国的反日情绪也高涨起来,一些地方发起了“抵制日货”的运动,对日政策成为大选年的争论焦点之一。美日经济摩擦由来已久,不断深化,成为影响两国间经济甚至政治合作关系的一大症结。本文试图对美日两国经济摩擦的结构性原因作一简要的分析。一、美日企业体制的重大差别日本的系列企业体制正日益成为非关税壁垒的象征而受到欧美国家的指责。所谓系列企业即企业集团,包括综合型(或水平型)和垂直型两种。前者指跨行业经营的企业集团,多以银行为主体,拥有较大的贸易公司,主要有六大集团:源于战前旧财阀的三井、三菱、住友集团和新兴的芙蓉、第一劝业、三和集团,也有人称之为金融系列。垂直型系列以39家重要的制造业公司为主,每一家下面都有若干从属公司,自成体系,如日本钢铁、日立、丰田等系列,也有人将这样的系列称之为生产系列。这有点类似于西方的企业集团,但家族色彩更浓。系列企业共同的特征是:交叉持股、长期联系,广泛的内部商业往来。与美国的企业集团相比,日本系列企业有三大特点:
简介:冷战结束尤其是2014年后,美国对亚洲安全事务的影响和作用总体有所降低,中国参与、贡献和引领亚洲安全新格局构建的地位和作用上升.中国、美国及地区国家深度博弈,多数国家期待建立一个全面、有效、可被广泛接受的亚洲安全新格局.当前,亚洲安全格局存在着时空错位、理念分歧、结构冲突、机制分散等四大关联交互的突出问题,导致亚洲安全面临系统困境.从区域公共产品视角看,亚洲安全公共产品供求矛盾日益突出,亟待探索构建亚洲安全新格局.中国应抓住历史机遇,积极发挥在亚洲安全新格局建构中的角色作用,加强理念和方向引领,加强同世界主要力量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协调合作,妥善处理地区安全热点问题,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亚洲安全治理机制建设,大力推进亚洲安全合作,努力实现从安全公共产品的消费国向供给国转变,为自身建设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也为亚洲安全建设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
简介:非对称关系不均匀的本质导致了互动中强者与弱者之间知觉的差异。尽管双方都在试图“处理”这种非对称关系——强者试图进行主导,而弱者会进行挑战——但大多数非对称关系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稳定的。这些关系是通过互动来维持的。亚洲非对称关系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国的中心性。中国幅员辽阔的地域、中国的人口与生产力规模为其典型的非对称对外关系创造了条件,并且中国的中心区域和各地区之间也同样体现出非对称的特点。有清一代,亚洲各国曾彻底臣服于这种非对称关系。在非对称关系中存在三种标准,即对抗的双方能力差距悬殊、角色无法调换、无法消灭对方。清朝传统非对称关系的根基最后被摧毁,很大的原因是来自其内部以及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的入侵。在当今全球经济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形势下,中国的“和平崛起”(peacefulleapforward)则引发了关于中国传统治理与外交方式新地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