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伴随着这样一种变化,社会结构不断分化,渐渐地形成了许多层次,进而导致了社会利益关系的重构。当下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用立法来协调社会生活中的利益分化问题必要且可行。利益衡量是这种立法协调的关键所在,经过充分论证的利益衡量,并严格按照立法协调的一般程序所进行的立法活动,有利于解决当下中国社会面临的利益分化问题。

简介：私法范畴的民事责任能力不是一个内涵统一的概念。本文运用语境分析的方法,揭示出处于惩罚语境、责任构成语境、后果承担语境中的民事责任能力概念的不同内涵。每一种语境都有自己的表达需求。民事责任能力概念成了稀缺资源,供不应求。无论哪个语境垄断民事责任能力概念,都将造成其他语境的表达困难。学者们围绕民事责任能力产生的很多争论实质是不同语境中的话语权之争。解决话语权之争的途径是:在不同的语境下使用不同的概念来防止歧义。

简介：随着科学技术的应用与发展，网络时代已经悄然来到我们身边，电子信息开始以各种方式渗入到社会关系中的每个角落，一方面给我们的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但是另一方面也对我们传统的诉讼法学以及证据法学给与了巨大的冲击。电子信息由于其虚拟性和不稳定性，使得我们在对相关的电子证据进行确认时，传统的证据采用体系显得有些难胜其职。在我们正在积极推进证据立法的今天，如何为电子证据的采用与确认设计出一套有效的标准体系显得至关重要。

简介：检察机关除了是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参与者，更是监督者。围绕这个前提与基础，设计、推进、检验包括量刑建议在内的检察量刑监督制度才是科学和有效的。量刑的规范化是刑事审判公平、正义的体现，只有体现量刑公平、公正，合理的刑事正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刑事正义，才有利于我国刑法的实施与进步。

简介：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方法,法律解释的价值必须要通过其运用来实现。从当下司法实践来看,法律解释的运用难题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解释权限模糊导致“不敢”解释;第二,裁判后果导向“不想”解释;第三,运用标准欠缺“不会”解释。如果说前两者更多涉及解释体制和司法理念等宏观内容,那么解释标准欠缺就直观体现了裁判实践中法律解释方法“运用难”,这也被称为“法律解释的困境”。

简介：刑事审前法官制度的缺位，不仅导致我国侦查程序中非法侦查行为屡禁不止，权利救济机制处于空白状态，侦查程序不具诉讼形态，也使得公诉权缺乏应有的控制，公诉方式改革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还造成庭前程序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能落实，证据展示程序难以运行，庭审法官的预断不能排除。加强权力制约与保障人权，必须建立司法审查制度、设立刑事审前法官．

简介：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原则具有正当性,其符合大数据时代的法律需求,是平衡个人和数据控制者利益的利器,对作为个人信息法律核心原则的同意原则形成补充,弥补同意原则在大数据背景下的局限性。合理使用原则的内涵可适当借鉴著作权法上的合理使用原则,并在现有制度体现的基础上,通过数据安全管理、经设计的隐私、个人信息风险评估、个人参与和控制等相关规则加以丰富。

简介：当代中国社会处在转型发展时期，司法承担着调节权益、解决冲突、实现治理正当化的功能。由于司法在中国制度框架中的特殊地位，原本仅具有裁判功能的司法，在中国制度实践中都具有政治意义。因而，在中国社会现实中，原本属于司法裁判意义上的纠纷，都可以顺理成章地转化成影响社会安定的公共事件。司法功能异化严重威胁着司法权威，其根源在于权力结构、社会结构、司法无用文化、政党与司法关系。为此，在司法权威构建中应坚持法律至上的理念，并再造司法权威的基本制度。

简介：检察官客观义务，是指检察官超越控方立场，坚持客观公正。检察官履行客观义务是检察制度的基本要求，但基于不同的司法制度背景，形成以德国法和美国法为代表的两种类型。检察官为履行打击犯罪的职责需成为热情的控方当事人．又因客观义务而应当冷静的、无偏倚的司法官，而这两种角色是相互冲突的。应当注意客观义务的限度并警惕其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同时注意通过外部制度保证客观义务。在我国，因为检察制度的性质及其背景，更须确立检察官客观义务。为此，

简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和谐社会语境的合理选择，关键就在于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公平。以往的刑事政策由于存在重打击、轻保护的倾向，将一些可以挽救的对象推到了社会的对立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的不和谐状态。在明确宽严相济与和谐社会关系的前提下，须重新界定宽严相济政策的理论内涵，并在宽严相济政策的指导下对现行刑事制度有意识的进行调整。

简介：社会变革下的中国司法不信任源于人理性的自我保护。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切入,民众延承的传统认知基于对现代社会形态下显现'陌生'与'信息'的新认知与安全顾虑而演变出现两种背反的心理因子:'依附'与'怀疑'。在面对现代司法制度时,两种心理因子相互作用,滋生出先验的不信任者们,随着孱弱的司法制度被破坏,其缺陷被认知传递,从先验者到参与者再到普通民众,基于安全的'认知平衡'与高效的人际传播,司法的不信任随之成型。不信任的传染凸显了人的认知理性,司法信任重塑应当以制度为保障,以规则立信,可预期可置信地在传染源、传染受体与传染途径以及民众认识水平等方面予以修正与提高,并反射给民众认知,恢复民众对司法之信任。

简介：法律信仰是人们出于对法律的依赖感而生产的心理感受，在行为上则体现为对法律过程的参与。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似可把法律信仰的对象归纳为自由、平等、秩序、安全等法律价值，实在法是法律信仰的载体。在通常意义上，对法律价值作出权威性界定的法官即是法律信仰的表征者。在终极意义上，法律解释要合乎宪法，法律信仰可归结为宪法信仰，法律信仰最终要由违宪审查者来表征。

简介：福建省在海洋生态补偿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的实践探索,但在制度供给方面远落后于实践,无法满足发展的需要。这固然有海洋生态补偿本身复杂性和问题新型性方面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缺乏生态治理理论的指导。作为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福建省应加强生态治理理论在海洋生态补偿立法和制度建设方面的研究与运用,围绕生态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基础、关键和目标,着重从增强海洋生态补偿意识、加强海洋生态补偿法制建设和明确海洋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的方向等几方面进行制度构建与完善。

简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国际人权对话的平台，对行政拘留制度进行司法化改革有助于该公约在我国的批准实施。行政拘留制度作为治安管理处罚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社会治安防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暂不宜直接废除，但必须对其进行司法化改革。实体层面应防止行政拘留对刑罚的僭越，将行政拘留期限缩短至3日以下，数行为并罚合并执行时，不超过5日。程序层面应引入诉讼化的构造，克服行政拘留处罚的随意性、监督的内部性以及救济的单一性弊端。在二元法律制裁体系中，行政拘留的司法化改革还应注重其与刑法的衔接，处理好其与刑事强制措施、管制、拘役以及有期徒刑之间的折抵问题。

简介：新公共管理的思想,为我国当前服务型警务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构建服务型警务的理念主要有治道变革、顾客至上、成本效益和市场机制的引入。基于这些理念,对构建服务型警务指明了路径：以顾客为主体,合理拓展警察服务职能;以绩效为目标,大力增强警察服务意识;以市场为导向,全面提升警察服务质量。

简介：土地开发权与土地发展权两者在概念界定、文本规范等层面，存在诸多差异，应予区分。法律性质上，宜将土地开发权定性为用益物权。立足我国独特的地权结构形态，在土地开发权归属层面，应践行城市土地开发权国家独占和集体土地开发权归集体土地使用权人享有的“双轨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区分承包地开发权、宅基地开发权、集体建设用地开发权和城市建设用地开发权四种不同类型，来展开制度设计和规范配置。中国法上嵌入这一“新权利”，会带来法体系、法制度和法规范三大法效应。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的当下，以土地开发权为切入口．改革我国土地财产权和土地管理权两大法律制度，是回应其法效应，增强土地制度回应力和适应性品格的内在诉求。

简介：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具有简便灵活、经济高效、易于执行等显著特点,便于化解矛盾,是适应构建和谐社会、从更高层次上促进社会稳定需要的工作方法和结案方式。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抗诉案件中,也应当以强化抗诉书说理为基础,加强与审判机关的沟通、协作,在提高办案人员业务能力的同时共同践行"司法为民"的宗旨,充分运用思想疏导、执行促进、借助外力等灵活多样的调解方法,达到定纷止争的目标,真正实现办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简介：传统诉讼文化乃是一笔瑕瑜互现的法律遗产,但身处现代西方语境中,我们经常有意无意地扩大其负面的影响,忽视其合理因素。本文以"诉讼认识论——诉讼观念——诉讼模式"为视角,全面审视传统诉讼文化在诉讼制度现代化的进程中存留和发展的可能性。

简介：我国现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动，矛盾频发刺激民众对司法的巨大需求。虽然国家加大司法投入，增加司法供给，但法院仍面临“诉讼爆炸”、“案多人少”的现状。就上海法院而言，2013年全年上海法院共受理案件48．6万件，

简介：两大法系国家分别从排除矛盾行为与赋予判决事实认定结论以确定的拘束力两个不同的角度，设置禁反言的程序功能。禁反言原则对当事人行为提出了高度一致性的要求，如果规定不当，可能威胁当事人自由诉讼的空间，同时以裁量为特征的适用标准也增加了规则适用结果的不可预见性。因此，我们在理解禁反言原则时，应当充分考虑我国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尚未确立、当事人的行为空间有限、诉讼结果缺乏可预见性、难以为当事人理性选择诉讼策略提供保障等现实因素。应运用诉讼法律行为的效力理论排除矛盾行为。对于裁判文书的法律效力，鉴于其与诚实信用原则处于不同的理论体系框架内，应通过专门的制度，而非禁反言原则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