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莫迪自2014年5月就任印度总理至今,美国已经历了奥巴马和特朗普两位总统的交替。印美双边关系在这一段时间内,总体上保持着向前发展的趋势,不仅没有受到国内外因素的干扰,而且两国关系有了进一步推进。从现实角度看,印美关系之所以能够保持良好的发展状态,一方面是因为印美两国领导人对发展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是双方基于国家利益、民主价值观和地缘战略扩展等方面考虑。然而,不断拓展的印美关系势必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构成一定威胁,包括对南海的地缘安全和"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都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对此,中国对印美之间稳步上升的双边关系以及不断强化的安全合作,应保持必要的关注和警惕,以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
简介:在欧美,警察权的变迁经历了两次“脱警察化”,通过分权和分工,从国家行政、内务行政的同义词渐渐走向组织法意义,从警察概念分化出来的其他机构和人员不得再使用“警察”名称。第一次与分权有关,通过与军事权、财政权、司法权等的分离,警察权逐渐限定在内务行政领域。第二次与政府组织体系分化、职能进一步分工有关。通过不断明晰警察权目的,将政府的一些职能从警察权之中剥离出去,警察权也便与内务行政有了一定区分。我国自清末起步的现代警察制度,通过组织体系的重构,延续了衙役、保甲等传统职责,对警察权的认识直接取自欧美晚近的警察概念。也经历了分权与分工,通过“脱警察化”逐渐限缩警察概念与警察作用,但不彻底。建国之后形成的“多元分散”的警察体制存在着进一步改革的空间。
简介:水权独立于水资源所有权,是由水资源所有权派生而来的,以使用和收益为主的用益物权。一般意义上的使用水权,主要是指水资源使用权。农业水权是相关权利主体依法按照自己的意志,使用农业水资源,排除他人非法干涉的权利。在具体的用水实践中,农业水权的行使主体是个体农户和农村集体。就权利内容而言,既包括个体农户依照法律的规定对水资源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同时也包括农村集体对村域范围内水塘、水库中的水行使管理权和支配权。面对农业水资源浪费和欠缺并存的悖论,结合中国农地高度分散和细碎化的现实,以及农田水利的系统性特征,我们需要在厘清农业水权兼具公权和私权属性的基础上,充实农村集体对水资源的支配权和管理权,并充分尊重农业水权的地方性实践。
简介:本文基于2012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建立了农民工过度劳动选择方程、过度劳动时间方程和持续过度劳动方程,并分析农民工过度劳动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工资水平低是导致农民工过度劳动现象严重的重要原因;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农民工过度劳动和持续过度劳动的概率;劳动合同的签订有助于降低农民工过度劳动的概率、减轻农民工过度劳动程度和降低农民工过度劳动的持续性;不同职业类型的农民工过度劳动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在农民工就业拥挤的职业中过度劳动现象更加严重。因而,政府部门在保证农民工基本收入的条件下,提升农民工群体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增加其就业稳定性,消除职业隔离,将有助于缓解农民工群体的过度劳动。
简介: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地方治理的具体运作具有差异性,学者们提出的理论解释也呈多样性。在单一制和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国地方治理依赖于政治权威的动员和整合作用,调动多方主体及其掌握的资源来实现治理目标。基于中国经验,学者们提出了本土化的理论解释,代表性的有运动式治理模式和整合治理模式,两种模式具有共性特征,即坚持政治权威主导,注重效率导向、结果为本,跨界运作中多方主体的话语权具有差异性。中国地方治理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在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下,为提升问题应对和解决能力,有必要强化政治系统的掌舵和动员能力,调动多方主体及其资源,更有效地实现治理目标。
简介:日本于2005年提出新时期的海洋战略——海洋立国,(1)接着于2007年4月制定了《海洋基本法》(2)作为实现海洋战略目标的政策与方针。(3)《海洋基本法》规定,政府为落实海洋政策每五年推出一期《海洋基本计划》。(4)《海洋基本计划》既是贯彻《海洋基本法》的有效举措,又是海洋综合管理的载体和抓手,也是日本举国落实海洋政策的行动纲领。从2008年开始,日本每五年推出一期《海洋基本计划》,至今已有三期。每期都有相同的地方,更有根据新形势、新变化、新任务进行调整后突出的不同重点。其中,第一、二期重在海洋综合管理服务的基础性工作,主要查清日本管辖海域的面积和范围以及辖区内蕴藏海洋资源的种类及其数量;第三期重点为海洋调查,并向以领海警备和海岛防御为主的海洋维权倾斜,突出警队合作、日美联手以及与东南亚国家结合的大范围海洋监视活动,即加大收集处置掌控海上实时信息的力度。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问世,预示着在未来五年的实施期间,中日在海洋权益斗争方面的矛盾和纠纷将加剧,甚至有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我应未雨绸缪,早做准备,防范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