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推进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基层政府功能的“双轨化”促使其产生个体化扶贫与集体经营扶贫的行动偏好。个体化偏好强调短期内增加个体收入、缩小贫富差距以完成政策目标。集体经营偏好强调通过乡村自组织发展、集体产业化发展、公共生活重建来提升乡村可持续内生发展能力,并以集体经营利润来增加弱势群体福利,减轻政府财政负担。相比而言,后者更切合国家推进精准扶贫的战略目标。基层政府个体化扶贫偏好既是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的理性选择,也是源于低组织化的乡村社会无力承接政府扶贫资源。基层政府个体化的扶贫偏好不仅会造成公共性的流失,使扶贫政策产生负外部性,也容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短期化、形式化等问题。未来推进精准扶贫当延续集体经营的发展思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与协调下依托产业化发展和组织化水平提升,增强乡村社会的内生发展能力。
简介: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非意识形态化'成为意识形态领域影响最大的观点,新自由主义观点虽受挫折但依然有一定市场,宪政观借'中国梦'的提出'老调重弹',历史虚无主义观点透过历史事件评价广泛渗透,普世价值观虽然在理论上不能自恰但还是具有潜在的杀伤力,后现代主义在青年中成为一种思潮和时尚,民族主义观点伴随着中国大国崛起而日益增长,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伴随着中国文化热而走红,'新左派'的观点在一批中老年群体中依然顽固,民粹主义观点打着民意的旗号得以滋生。这些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意识形态领域的观点表达越来越表面化、公开化,各种意识形态背后的利益诉求日益明显,各种意识形态和思想观点诸源汇流,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观点通过整体设计、碎片植入的方式影响大众,意识形态通过学术观点和政策建议方案方式设置议题影响社会舆论,意识形态与网络等新型媒体相互促进。应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自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对意识形态舆情的研判,提升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能力。
简介:学术界有关公民身份起源的分析大多秉持"内生主义"的视角,认为公民身份是由于欧洲独特的政治实践、精神文化或者军事制度的结果。韦伯以双重论证的方式探讨现代公民身份的起源,认为公民身份起源于中世纪晚期西欧的城市共和国。城市自治权的获得、市民阶级的形成和市民武装的建立是现代公民身份兴起的结构性条件。东方社会在历史上尽管存在大型而繁华的城市,但它们大多建立在帝王武装的基础之上,笼罩在巫术、氏族、种族等神秘力量的支配之下,无法孕育出以独立、平等、参与等为特征的市民集团。韦伯有关公民身份起源的论述表明了公民身份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形态,同时反映出东方主义的弦外之音。
简介:后马克思主义与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拉康的"他者"概念直接促成了拉克劳、墨菲"对抗"概念的形成。"他者"与"主体"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或者说大写他者对主体的压迫,形成了他者与主体之间的对抗关系。对抗概念的提出,使得拉克劳、墨菲得以扬弃黑格尔著名的主—奴关系的矛盾辩证法,进入到他者与主体之间的对抗关系之中。对抗既不是对立,也不是矛盾。对抗关系的形成使得对抗中的主体不得不变换自己的位置和身份,于是矛盾关系中的主体就转变成了对抗关系中的主体身份。同时,对抗是在他者与主体之间差异的、附属性的关系消失,并转化为压迫性的关系的情形下,才能形成真正的对抗。因此,不同主体身份之间的等同替换就成为了对抗出现的条件。这一点凸显了后马克思主义的在近代哲学的主体问题上的反本质主义的立场。不仅如此,从"他者"到"对抗"的转换,以及其中所突显出的"主体"的地位及其变化,也折射出了近代哲学主体的意识形态化的特征。从此,主体不再是近代哲学那个具有独立性和自明性的个体,而是逐渐转换成了一个具有"意识形态"的对抗特征的,被误认的个体。所以,从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到拉康的"他者",再到拉克劳、墨菲的"社会对抗",这一理论进路既是主体逐渐丧失其独立性和自明性的过程,也是主体在现代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获得社会认同,重塑自我的社会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