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在建设健康城区这一大课题下,街头小广告看似是一个小问题,但仔细分析一下它的社会危害性却是个困扰居民日常生活的大问题.根据社会学家的观点,在一个居住区域中,如果绝大部分人群都认为某个问题已成为一个公共关注的而必须解决的问题,那么它就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了.街头小广告的散发由于其铺天盖地,无孔不入,在公共车站、地铁、公园、广场、商场门口、电线杆甚至居民的门上、地上、楼道、邮箱里都有大量的宣传单.……

简介：侵蚀党执政根基、消减公众对党信任的＂微腐败＂不仅源于以权谋私,还缘于人情、关系与面子等社会因素。十九大持续高压的反腐态势,全覆盖了影响恶劣的大贪巨腐到形形色色的＂微腐败＂。然而,不少人对于大贪巨腐切齿痛恨,对于＂微腐败＂却熟视无睹。为此,加大＂微腐败＂治理已成为开启十九大反腐新征程、助推党纪执行纵深发展的重要突破口。纵深推进新时代的监督执纪,需要总结＂微腐败＂治理经验、剖析＂微腐败＂社会成因,探索深化＂微腐败＂治理的路径。

简介：2007年7月13日，“法律治理与社会政策”学术研讨会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本次研讨会由全国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会和上海财经大学联合主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国内各著名高校法学院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与会代表围绕会议主题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讨论。

简介：一、问题的提出进入八十年代后,我国劳改机关主动争取、充分依靠和积极运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加强对罪犯的改造工作,努力提高改造质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83年“严打”以来,上海市劳改局坚持把以加强监所内外通力合作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治理方针作为管教工作的“重头戏”,为提高改造质量,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押犯的逃跑、非正常死亡、重大事故以及狱内犯罪案件都控制在历史最低水平,重新犯罪率从1986年的18.1%下降到1990年的4.14%。

简介：一、问题的提出当今中国犯罪治理面临两方面的现实:一是犯罪率高攀不下。本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五年来,虽然政府公共安全支出不断加大〔1〕,但与此同时,犯罪率也在不断上升,犯罪形势日趋严峻。从全国公安机关刑事立案数看,2009年之前,刑事立案数都在500万起以下（2006年约474万起、2007年约481万起、2008年约488万起）,但2009年刑事立案数突破500万起,约558万起,较往年增加三至四成,之后便一路上升,2010

简介：<正>我国仍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经济转型期,尚未确立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过程中,市场经济规则与传统的行政计划经济手段出现了激烈的冲突,行政权力迟迟不愿退出经济领域;同时,由于我国的政府主导型的经济运行模式又脱离不了政府,在制度供给不足的条件下,行政权干预经济并异化为行政垄断的现象也就无法避免。行政性垄断实际上是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中较为突出的现象,对经济运行造成了重大危害,严重妨碍了市场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任何无视行政垄断存在的观念都将受到现实的嘲讽并由此而付出代价,除了正视并加以规制以外,别无选择。深入研究行政垄断、多角度地分析其成因与危害,是认识行政垄断的根本之所在,在此基础上探讨多种治理方案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简介：笔者经历过一个案例:甲与乙系同一村委会村民,居住在同一条街道,对门相望,关系要好。2000年7月的一天,甲与乙共同参加完一合同谈判,回家途中,甲因酒后驾驶与前车相撞,致使乙受重伤昏迷,送医院五天后仍不醒,不治身亡。在此先不讨论甲要承担的刑事责任。案件发生后,笔者作为乙方的亲属,既是学过法律的大学生,又是在司法机关工作,就被专门请回去作为与甲方谈判的主要代表。在翻阅了有关法规后,参照政府

简介：<正>关于法律概念的论争,有两个主要的观点。一个观点最初是由法律实证主义者提出的,认为对法律概念的阐述是一种"自我理解"中的活动,这要求分析者挖掘蕴涵在实践中的各种习惯、行为和行动的法律理解。笔者称此观点为概念性的法律概念。与此相对的另一观点则认为我们应当选择最符合我们的政治目标的法律概念。笔者将这一观点称为解释性的法律概念。在当前的

简介：“执行难”是长期困扰人民法院工作的重大问题，社会高度关注，群众反映强烈。“执行难”问题的产生和长期存在，是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各种矛盾相互作用的集中体现。既有法治环境欠佳、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立法相对滞后等外部因素，也有执行队伍素质不高、机制不畅、力度不够等内部因素；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上重视不够、努力不够的原因。有效解决“执行难”，对于确保当事人实现合法权益、维护法律尊严和树立法制权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简介：在陌生化的流动社会,转租现象极其普遍,但目前立法规制不足,有必要从比较法的视角探求各国转租立法的制度设计,以完善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建构一种'主体自由、例外限制'的区分主义转租模式。我国应区分合法转租与非法转租之情形,对其所涉当事人间的三面法律关系的处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附特约条款之关联合同间的效力进行分别考量,同时'买卖不破租赁'原则和优先购买权同样适用于转租制度。

简介：目前,保护大气环境,防尘治霾已成为全国性的环保问题。而我国秸秆焚烧现象却非常普遍,对大气环境的危害大。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农业生产习惯和秸秆利用率低,而这背后所暴露的是法律法规、监管制度等方面的不足。因此,必须严格落实大气质量责任制度,加强环境综合执法力度,发挥法律政策对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的作用,从根本上杜绝秸秆焚烧现象。

简介：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工业事故的频发是普遍性的问题，我国也不例外。在工业事故治理的私法规则方面，德国逐渐在无过错责任的基础上建立起工伤保险制度，而美国则伴随着古典侵权法的争论，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工人赔偿制度，这两种不同的制度体系在降低工业事故率方面都起到了作用。面对不断发生的工业事故，我国既有的侵权赔偿制度和工伤保险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事故赔偿也未能形成有效的预防激励。结合德国和美国的经验，我国应当完善侵权赔偿制度，提高赔偿金额，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以工伤保险为基础的事故治理机制。

简介：一国社会治理中的法律结构本质上取决于该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历史上对于这一关系有两种理论类型,一种是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模式,一种是市民社会高于国家的模式。它们相对应的社会治理类型分别是统治型和自治型,使用的手段分别以硬法和软法为主。实际上这两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都有失偏颇,其对应的社会治理类型也都有其不足。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结构性平衡和良性互动方是最佳选择,而在其指导下的"治理"模式也最为有效。这种模式下软硬法混合施治,形成一元多样的混合法结构,最能满足转型社会时期的现实需要。

简介：我国语境下的国家治理与西方治理理论不同，它是政府治理而非公共治理，结果导向而非过程导向，注重行政行为而非制度理念，从而使国家治理与法治之间存在着专断性与公平性、功利性与原则性、随意性与程序性的张力，进一步导致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着规则意识缺乏、法律工具主义以及党与法治关系模糊的困境。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需要以时间换空间，从重塑法律权威的四个任务入手，在限制公共权力与确保权力效力、保障自由权利与确保社会秩序之间取得平衡。对于党和法治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要在区分党的领导与党政领导干部的权力基础上确立法律权威的至上性。

简介：伴随着“分享经济”的扩展，互联网平台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其治理日益得到各方关注。近日，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对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淘宝网”）诉姚某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作出一审宣判，被告姚某因出售掺假猫粮被判赔偿原告淘宝网损失人民币10万元及合理支出人民币2万元。

简介：小产权房产生的根源是土地二元制、刚性需求的存在以及利益驱动等。小产权房对我国"城镇化"进程有重要意义,应对现存的小产权房采取分而治之的应对策略,并应该完善我国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制度,使具有物权性质的集体所有的农村建设用地和"四荒地"的使用权能够流转起来,以达到国有土地使用权和集体土地使用权的相对平等、促进农民增收、稳定社会秩序的效果。

简介：由于我国行政法津体系不够健全，行政行为主体素质偏低、法治观念不强，加之我国传统人际关系中“说情风”的影响，导致公安行政违法现象的产生。只有完善公安立法，做到有法可依，强化程序意识，转变执法观念，才能有效提高公安行政执法水平。

简介：乡村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板块，本文以一起邻里宅基地纠纷案为分析样本，分别探讨了司法治理在乡村治理中的发生逻辑、展开逻辑和效果逻辑。区别于以前的“送法下乡”，在当前转型社会中，“迎法下乡”正印证了司法治理在乡村治理中的发生逻辑；在纠纷裁判部分，司法治理的展开逻辑总是以“合法性”评价超越“合理性”评价，而难以展开高层次的利益衡量，司法治理的实质公正受到社会拷问；而在司法治理的效果逻辑部分，建立在“合法性”评价基础上的司法裁判发挥“以司法公正引领社会公正”的效果，却带来了社会公正的可能缺失，转型社会中的司法公正与社会公正之间，正在发生内在的相互冲突。

简介：国家治理的现代性建构，其核心就是“良法善治”。选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的前提中的前提，要件中的要件。然而，“辽宁贿选案反”映出，贿选不仅冲击了国家治理的正当性、妨碍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而且在客观上也消解了国家治理的公信力，最终对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造成根本性的破坏。为了有效规制贿选，应当推进制度建构，其中包括：选举过程中实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法家的重刑主义惩治贿选，发展和完善适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选举制度。

简介：通过《准则(征求意见稿)》与现行《公司法》强制性与任意性规范的对比．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同时．发现潜在的尖锐问题是．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法》第167条(1)、(3)项对于部门立法的授权之下．涉入上市公司内部与证券的发行和交易无直接关联的公司组织行为的权利有限．尤其规定独立董事独有的董事会延期举行请求权、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股股东及公司有特别披露义务的权源何在。需要积极论证。而在上述授权范围的影响下．证监会可以有哪些强有力的手段以强制上市公司遵守《准则》规定。同样值得研究。鉴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现有水平．达到《准则》所预期的目标将会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此外《准则》中的相当规定还缺乏可操作性．某些规范还需要论证和推敲。在《准则》公布时应暂不表明其强行性性质．而仅作为统一认识的原则。《准则》倡导独立董事制度。但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机制．并不存在简单的孰优孰劣问题。平常认为董事会的业务监督主要是妥当性的监察．而监事会的业务监督则限定在合法性监察的范围内。但事实上对妥当性或合法性的判断并没有清晰的界限。此外，即或是在现行《公司法》的框架之下，公司监事也有列席董事会会议的权力．此种权力配合业务执行权的威慑．又使监事会的工作实际上并不限于事后的或消极的监察。看来。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取舍或共生．需要考察各自立法成本的大小。仔细衡量后才能作出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