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通过考察水稻生产与湖南农村经济生活、工商业发展、文化教育、生态环境、阶级关系、社会动乱等之间的诸多联系，折射出水稻生产对湖南社会经济的深刻影响。研究表明，以水稻生产和米谷输出为主的生产方式一方面促进了湖南社会经济的发展，为近代湖南的人文蔚起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也为湖南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设定了“瓶颈”，使湖南社会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局面。这两种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湖南社会的发展。

简介：清代前期对商品流通基础设施的投资既来自政府，也来自民间。政府与民间投资的目的不同，但共同的结果是建设并修筑了基础设施，为商品流通提供了服务。本文通过描述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和捐资的情况，分析其结果，论证投资的结果应该比其各自的目的更重要。意识形态并非仅仅起到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它还有直接推动经济增长，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

简介：<正>从清初至鸦片战争的一百九十六年间,由于广东独特的地理条件、经济情况和历史传统,清政府在全国实行严格的外贸管理政策的同时,对广东的海外贸易实行了一些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本文谨就这些政策的实施情形及其社会影响作一粗浅评述,以求教于致力清代对外贸易史的专家学者。首先,清政府在其外贸管理政策的演变过程中,逐步确立了广东在整个海外贸易中的特殊的重要地位。

简介：广仁庄为新城县中田镇的两大家族倡导建立的乡族义仓.它不仅是社区性的救灾机构和粮食储备系统,而且广泛资助各种慈善事业、公共事务,对社区生活实行了全面的干预,成为社区权力中心.乡绅们通过控制广仁庄而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但仍离不开官府的监督.通过对广仁庄的研究,可以看出政府对地方的管理由垂直控制转向地方协调.

简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和对外贸易的增多,清代陕西种植经济作物的收益明显大于粮食作物,因而烟草、罂粟种植规模呈不断扩大趋势,文章就清代陕西种植烟草、罂粟的种植区域、种植规模、销售渠道以及发展状况等作了详细具体的梳理,并对其种植的商业化特征进行了分析。

简介：

简介：清代作为中央与有漕各省漕务联系的“桥”，漕运总督没能发挥应有的中介入优势，反而陷入了社会关系学上的“齐美尔连带”中，受双方规范和习惯的束缚，失去了制度给予的自主。督漕过程中，漕运总督与河道总督、仓场侍郎之间分工合作，责任连带。但这种共同利益也造成他们之间职权的重叠。总漕在与他们的合作与竞争中被不断分权。作为漕务官员体系的代表与发言人，漕督反而被属下官员所控制和利用，以至于常成为一种莫名的角色。此外，清中叶以后历任总漕素质上的缺陷，也使他们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名不副实，地位与作用日渐下降。由此，朝廷中出现了“总漕无用论”及“废漕督”的声音，不仅表达了一些官员对漕运总督及其代表的漕政的失望，同时也是对朝廷政局、整个官僚体系的批评。清代中期以后漕运的政治生存状态反映出国家状态、政治格局、官僚系统的行政效率以及社会的变动趋势。

简介：在清统治者的制度设计中，州县财政与仓政互不相关。咸丰以后，在清政府赋税不断加征的过程中，州县地方财政逐步建立，公局体制得以形成。掌握公局的地方士绅在“以公济公”的名义下，将仓政纳入到州县财政的体系之中，导致具有社区救济性质的社、义各仓的消亡。

简介：清代台湾家庭收养呈现出几方面鲜明的特征：一是异姓承继相当普遍，“异姓不相为后”传统伦理规范得不到贯彻执行；二是父权在清代台湾社会仍然影响深远，送养权的执行，归根结底就是父权的行使、延续和转移；三是收养与送养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本质是利益交换，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与近现代为子女利益的收养大相迳廷；四是非法收养现象极为常见，与台湾地区特殊移垦社会环境不无关系，也折射出国家制度与民间实践之间的强烈反差。

简介：明清两代中央王朝都致力于对西南地区的拓殖和经营,雍正年间开辟"新疆",今黔东南地区进入帝国版图,清水江流域的木材采运贸易也渐次纳入由沅水经洞庭潮与长江水系连接的全国性市场网络.清代中期后是这一流域木材贸易的重要时期之一.本文通过对在清水江下游锦屏县卦治发现的《奕世永遵》石刻的初步解读,尝试厘清和揭示清代中后期清水江木材贸易及地方社会具体运作的某些重要侧面.

简介：本文参照严中平先生对云南矿产量的估算方法，通过对运送京局数量、本省鼓铸用量以及从外省采买或供外省采买数量的分析，估算了清代湖南铜、铅、锌、锡各矿在不同时段的产量。进而认为，清代湖南矿业生产的规模虽然与云南相差很远，但部分时期产量较大，尤其是铜矿的产量很大，可以认为湖南是清代全国铜矿生产第二大省，也是鼓铸第二大省。

简介：清代赣江中游地区农村市场初探──一个典型农业地区的农村市场结构曾学优明清以来，江西一直是我国的农业大省，赣中地区则是江西的主要粮食产区。赣江中游及期支流水系所辐射的地区，其中部是由赣江冲积而成的河谷平原，以及江西的第二大盆地——吉泰盆地，全地区由平原...

简介：本文对清代至民国年间永济县沿河三村的四本黄河滩地鱼鳞册的研究表明,黄河泛滥并未导致农民因举债而转让、买卖土地,也未形成土地兼并的局面。光绪三年灾后,亡绝家户的私有滩地转化为各类公田,村庄公田所占份额明显增加。然而,相较灾前,以户为单位的地权分配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可称之为灾害与地权分配关系的＂停滞说＂。

简介：《徽州文书》第二辑收录了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特藏室所藏的谢氏家族会书17份，保存了谢氏家族成员参加17个钱会的情况。本文通过对这些原始数据进行计算统计，分类将参加钱会的会首及会脚的款项收支情况以及获利多寡进行分析，并对钱会的性质进行探讨。

简介：<正>雍正在位十三年,于1735年去世,继位的是他的第四子弘历,是谓乾隆皇帝。乾隆和他的祖、父康熙、雍正,都是勤政而有作为,在治国施政等方面均有自己定见的皇帝。在他们各自的主政期间,在所执行的政策中都明显地体现着所处不同历史背景而形成的不同对策,体现着个人的政见和风格特点。其实,甚至在康熙和乾隆本人当政的初、中、后期,也同样存在着某些歧异,也处在自己的演变过程之中。

简介：<正>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韦庆远教授论文集《档房论史文编》是一部颇具特色的书。此书汇集了作者1979—1982年有关清代社会经济史、近代史以及档案与史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全书共收论文16篇,40万字。此书以相当的篇幅论述了清代社会经济史的若干问题,诸如鸦片战争前的海关,康雍乾时期高利贷的恶性发展,著名的皇商范氏兴衰史,清代前期的矿业政策,商办矿业及其资本主义萌芽等。作者在这些问题上都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简介：<正>一、清代前期广东、福建的粮食消费明代中叶以前,闽粤两省和国内其他省份一样,粮食消费的主要形式是自给自足。随着明代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形成了萌芽状态的粮食市场。明末董应举论福建:“福建上府多山,而沿海郡邑多咸而少收,故上仰粟于上府,南仰粟于粤,北仰温台,从来如是。”明代广东的开发程度尚不如福建,经济以粮食生产为主,是福建的大粮仓。据屈大均《广东新语》、陈舜系《乱离见闻录》等书,广东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输往福建,数量颇为可观。吴承朋先生估计:明代福建省自外输入的粮食约有上百万石,他的结论是:“福建省大约可以说是当时自然经济受到破坏最多的省份。”按照吴先生的观点,福建自然经济在明末就有分解的迹象。

简介：粮价波动对社会的影响非常广泛,但对各社会阶层群体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一般而言,粮价对低收入群体影响较大,粮价上涨会导致其生活水平下降。基层公职人员作为社会管理体系的基石,粮价上涨对其生活状况的冲击,将直接影响着清代社会安定与政局走向。本文利用《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清代粮价资料库”与方志资料,分析了1771-1911年的主要粮食价格与基层公职人员粮食购买力,结果发现,北京地区粮价整体呈上涨趋势,而基层公职人员的薪资长期未变且水平较低,降低了其粮食购买力,难以维持个人口粮需求,更无力供养家庭。粮价上涨与薪资低下之间的矛盾,导致了胥吏的寻租行为日益剧烈,动摇了清政府统治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