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量化信息不足、信用信息模糊和资产支持证券信息错置凸显出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规则的主要问题——风险揭示不健全和风险预警缺失。这两大问题表明信贷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规则对资产证券化功能的不适应，其背后蕴含着信息披露规则对资产证券化风险发生机制和风险传导机制的偏离。量化资产证券化杠杆率、评估发起人和证券化主体的信用扩张维度、准确对资产支持证券进行风险定价，既是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要求的逻辑根源，也是对证券化风险发生机制与风险传导机制的回应。所以，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规则的完善应以证券化风险约束为目标，既要完善基础资产、流动性安排和资产支持证券的信息披露规则，也要针对发起人和证券化主体的信用扩张，建立以风险预警为核心的信息披露规则。

简介：刑事政策是“治恶”的学问，是治国方略的基本内容。将刑事政策应用于犯罪治理实践之后，对于刑事政策本身及其实施效果的科学评价有赖于刑事政策评估体系之科学建构。刑事政策评估是评估机构依据一定的程序和标准以科学检测和评价刑事政策本身及其在犯罪治理中的实际效果的活动。鉴于我国刑事政策评估机制长期缺位，且为数不多的刑事政策评估工作也主要表现为自我评估、内部评估与单项性指标评估。克服我国刑事政策评估的现实困境，推进刑事政策评估之科学化变革，应提倡以“第三方评估模式、公开评估模式与综合性指标评估模式”为基础来建构起我国的刑事政策评估体系。

简介：一般累犯是刑法中重要的刑罚运用制度，虽然对于累犯的概念还存在诸多争议，但这种争议并没有影响到刑法教义学与司法实践的具体展开。依刑法规定可以直接对一般累犯的成立条件进行解读，能够直接判定是否符合刑法规范的要求，但也因此忽略了刑法规范中基本语法和基本结构在一般累犯上的具体应用，从而使得对一般累犯的结构和本质的理解过于表面化。从结构上来说，一般累犯的组成要素是两个故意犯罪的罪刑体系，其中前判决认定的罪刑体系已经在事实上得以实现，而再犯罪的罪刑体系需要从刑事司法的运行过程来展开，前判决所确定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执行结束与再犯罪行为发生的时间间隔形成了两个结构要素之间的联系。从刑事司法运行过程的角度对再犯罪及其评价展开，会发现一般累犯的成立条件并不能够完全契舍一般累犯的结构要求，可以在两个阶段对一般累犯进行判定，亦即在性质认定和刑罚判定之后界定。

简介：我国法务会计鉴定起步晚,需要规范与重构.应建立法务会计鉴定人准入制度与统一的法务会计鉴定人职业管理制度实现鉴定主体职业化,立法规范法务会计鉴定技术与程序实现法务会计鉴定标准法治化,强制法务会计鉴定人出庭质证与完善技术顾问制度以提高法务会计鉴定意见权威性,培养专业的法务会计鉴定人员,进一步加强法务会计鉴定理论本土化研究与创新.

简介：公共科技政策分析是一个颇具多样性的领域.新古典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政策科学4种理论进路各有特点.新古典经济学的政策分析非常清晰,可提供直接的政策工具;演化经济学给予科技发展一种系统的理解,可得到科技发展的结构性制度安排;STS以宽阔的视野,在政策导向、科技行为的规范、政策对科技的建构等方面具有丰富的思想和措施含义;政策科学的分析关注政策系统,为改进政策过程提供认识基础.基于对4种理论进路共性与差异的比较,提出了一个公共科技政策分析的整合的概念框架.

简介：司法位于处理最新法律问题的一线，判例制度下的法官通过判例弥补制定法的滞后，在解决社会纠纷的同时形成新的规则，进而促进社会效率的最大化。案例指导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也分享了这样的价值追求：适应社会变动的需要、同案同判、统一司法适用等都有这种效率追求在里面统一司法适用等都有这种效率追求的价值。但是案例指导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在司法实践中效果并不好，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学术研究和实践中都将焦点放在了效力问题上，按照大陆法的传统思维方式理解案例指导制度。只有转向效率维度，回归判例法思维，才可能带来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突破。

简介：年终立案难是我国司法审判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不仅损害当事人诉讼权利和正当利益，而且影响法院“司法为民”的公正形象。破解立案难问题，一方面法院需要改变工作体制机制，制定科学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加强法官人才队伍建设。另一方面要寻求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现非诉机制与诉讼机制合理对接。同时，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监督职能。

简介：刑讯逼供行为的证明难导致对刑讯逼供行为的程序性制裁难以落实，程序性制裁难以落实、对刑讯逼供行为实体处罚的不确定性和象征性是刑讯逼供治理效果差的首要原因；遏制刑讯逼供的理念定位错误是刑讯逼供难以治理有效的重要原因。在事后制裁作用有限的情况下，侦查阶段刑讯逼供的防范应将视角转向对侦查行为的外部监督制约，建立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并重构完善已有的规范侦查人员讯问程序的制度，确保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辩护权的有效实施，使良法得到善治，构建侦查人员不敢、不能实施刑讯逼供的制度环境。

简介：审判管理经过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探索实践,90年代中后期开始正式登上司法改革的舞台。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三个五年改革纲要,都把建立符合审判工作特点和规律的审判管理机制作为一项重大改革任务,并已取得了显著成绩。

简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目前发展到了“严格执行”阶段,这一阶段以《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发布施行为起点,《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进一步规范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严格执行”阶段具有证据排除理念上的推进和具体制度上的进步。今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操作重点应集中在司法实践层面,防范变相的刑讯逼供,如晒、饿、冻、烤、疲劳讯问等,将拘留、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和搜查、扣押等侦查措施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联系起来,进一步明确非法拘禁的构成要件,明确中间上诉程序。

简介：

简介：新旧《合同法》在违约责任方面作了较大修改，这种修改包括前契约义务和后契约义务的增加，也包括过错责任原则的引入。用一句话进行概括，这体现了债权人权利、债务人义务以及违约责任扩张化的趋势。

简介：

简介：北约东扩未有尽期北约正式成立于1949年4月4日，是冷战初期的重要产物。至今已东扩5次，成员国从12个增至26个。除俄罗斯与阿尔巴尼亚外，前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已悉数加入了北约。2004年的东扩，从苏联独立出来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正式加入北约，这标志着北约的疆界已与俄罗斯接壤。

简介：“口袋思维”入侵网络犯罪不仅表现在“口袋罪”的触须延伸至网络领域,而且还表现在纯正网络犯罪的“口袋化”倾向。“口袋罪”所具备的“模糊性”、“随意性”等特点与网络犯罪的“复杂多变性、专业技术性”等罪情特征相互迎合,共同决定了“口袋思维”入侵网络犯罪之必然性。网络犯罪治理中的“口袋罪”依赖将会引发司法“惰性”,掩盖实际罪情,难以对网络犯罪作出整体考量。然而,“口袋罪”的广泛适用将会降低法律权威,危及刑法的“专业槽”,最终吞噬刑法本应具备的实践理性。约束网络犯罪治理中的“口袋思维”,需立足于类型化之方法,推动网络谣言与适用罪名的类型化对接、传统犯罪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竞合的类型化以及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构成要件的类型化,在网络犯罪治理中坚守刑事法治立场。

简介：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历史担当、腐败资产外流的现实注定了没收裁定的涉外性品质。在日趋复杂化、精密化的国际法律合作中，裁定与执行标的的不同身处意味着没收裁定在域外可能遭受冷遇。国际条约为没收裁定的域外执行奠定了法律框架，但其模糊性和原则性迫使国际法律合作必须转向国与国之间的协议和安排。我国法律体制的正当性整体不足，相关支撑制度缺失的现实在削弱司法体制总体竞争力的同时，也限制了我国参与资产没收与返还的国际司法合作能力。只有引入普适性的司法理念，将其内化为制度构建，多管齐下，才能实现没收裁定域外执行率的最大化。

简介：反恐防暴、大型安保、超大客流等新形势、新常态使得在路内构建联动性、立体化防控体系，全面打造路内协同安保机制“升级版”成为必然要求。而当前的路内协同工作还存在认识有误区、机制不完善、运作不规范、制约有欠缺等问题。因此，必须进一步增强铁路内部单位安全防范主动参与意识，严格落实相关责任和防范措施。只有在观念、方法、配合、平台、保障等方面均“升级”，才能实现路内协同机制的常态长效，满足于当前铁路治安安全的工作需要。

简介：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提出,开启了政商关系发展的新进程。政府与商会的关系是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内容,因此,理解政府与商会关系的政策演变及其内在逻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政府与商会的关系实质是国家治理方式的缩影,是政治经济关系,是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叙事。通过目前关于政府和商会关系的研究的总结,发现政府与商会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商会发展合法性研究、政府与商会边界问题研究、政府与商会互动形态研究三个层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出台的有关商会发展的政策文件的梳理,认为我国政府与商会关系发展和政策演化经历了以"限制管控-规范管理-指导监管-互动合作"为主要特征的四个阶段。

简介：互联网应用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样,它也极大地影响着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是经济转型发展和改革的重要载体。党的十八大五中全会报告、十三五规划建议以及《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均指出,"互联网+"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

简介：没有成熟的市场主体,就没有成熟的市场机制。当前我国债券市场主体架构虽已初步形成,但仍然存在投资者风险意识不足、债券特性未彰、市场监管杂乱和实质功能偏离等问题,亟须予以体系化的培育。从应然目标看,整体结构应更为健全,微观类别应充分竞争,市场主体能动态联通。从整体进路看,要注重培育与规范并重的理念内核,推进市场与监管的共同调适。从具体法制变革看,应围绕直接交易主体、监管主体及中介类主体采取适应不同类别主体定位的实质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