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通过质疑语言和规则之间存在强力联系的假定,该文认为我们从维特根斯坦关于遵守规则的讨论中并不能得出标准的解读观点,即认为私人语言是不可能的。该文从区分语言和规则以及私人规则和公共规则之间的不同角度,为私人语言和私自遵守规则行为的存在作了辩护。该文指出,我们并不是通过遵守规则而理解语言,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202节中说个体间的公共的规则不可能私自地遵守或许是对的,但是如果存在私人规则的话,那么这些规则当然可以被人们私自地遵守。我们的推理过程和实际的生活中存在这样的私人规则。该文得出结论认为,私人规则的遵守不是不可能的,只不过不同于公共规则的遵守而已。维特根斯坦需要在一种特殊的限定的公共意义上来使用"规则"。
简介:三项指示是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峻形势深入反思后提出来的,这成为1975年整顿的前提和依据。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把安定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一起并列为“纲”,其实质是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这是邓小平经过长期思考形成的一个治国新理念,是他领导全面整顿的魂。而毛泽东认为不应该把“要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些属于“目”的内容摆进“纲”里,整顿由此中断。要把1975年整顿置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的历史进程中把握和分析,正确评价党的历中和常的领袖人物,
简介:在儿童非治疗性医学试验中,充斥着知情同意不完全。尊重儿童作为潜在人类尊严的道德律令要求允许儿童参与试验的同意决定。与此同时,由于儿童自身不具备完全行事能力,基于“最佳利益”将代理权让渡其父母或监护人。而为了确保代理同意和试验的公正性与合理性,需伦理机构介入审核,以起到维护“公共健康”的作用。由此构造出“知情同意’’的条件及其判定的“儿童一代理人一伦理审查机构”的权力三角关系。
简介: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界围绕习近平提出的文化自信以及由此形成的“四个自信”进行了大量有益研究。然而,在一些关于“四个自信”的研究中,依然存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长期未能消除的“党八股”“形式主义”“标签化、空泛化”现象。切实把握文化自信乃至“四个自信”的思想真谛,需要厘清几个基本问题:其一,“四个自信”的形成过程,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习近平“四个自信”思想的逻辑演进;其二,文化自信的内涵,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文化自信同文化自觉的关系;其三,文化自信同“三个自信”的关系及其在“四个自信”中的地位,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四个自信”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乃至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简介:恩格斯未完成的小册子《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在已有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各版本中的收录编排方案差别较大。借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编辑研究成果,参考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藏的有关档案资料,通过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方法,可以尝试对小册子的创作过程进行重构。本文还介绍了《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尚未译成中文的两篇笔记和一份摘录的内容,分析了小册子各手稿和材料之间的关系,为小册子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中的收录和编排提出了建议。
简介:思想政治教育学亟待推进基础理论研究及知识生产,建构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知识体系。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中对个人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化的尝试,也是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的实例。个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开端、载体和归宿。个人思想构成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和目标的直接客体,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是“自然个人”,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人为个人”。要思想,既是人的内在动机又是内在机理。个人思想空间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真实场所,思想实践是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根本途径。需要注意的是,“人为个人”中的“人为”是个人之为与社会之为的协同,个人始终是社会中的个人。遵循个人与集体、人与社会统一规律开展积极的思想实践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思想政治教育充满情趣和富于意义的关键所在。
简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之作,也是马克思技术哲学的发端。马克思不囿于流行的工具主义对其技术价值观的桎梏,将注意力集中于社会技术即社会生活中的技术现象当中,把对技术的思考寄寓于对机器、工业、劳动等现象的考察。马克思对技术问题的探究始终与人的问题相结合,强调技术实践,阐明了人的异化必然导致技术的异化,技术的异化也是劳动异化所带来的人同人相异化。技术价值集中体现在发展中人的价值。
简介:哲学社会科学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力量,就要通过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等功能的发挥,紧紧围绕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始终服务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以各级社科院为代表的高端权威智库,要站在历史、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分门别类进行系统深入研究,聚焦如何增强综合国力、维护祖国统一、应对特殊问题,如何加强文化复兴与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文明,如何切实增强人民的幸福感等关键问题作出科学而有说服力的回答,切实增强理论深度和实践厚度,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之路进行系统前瞻谋划及具体路径设计,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
简介:所有制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理论与实践一直处在相互映射、相互作用的状态,这其中有割裂偏离,有调整补充,也有创新发展。近20年学界以《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为理论突破口,围绕所有制变革的方式、对象、条件、结果展开一系列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和新见解。在进一步推动所有制问题研究方面,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充分理解'消灭/扬弃私有制'内含的'文本/现实'相互建构和不同的话语趋向;其二,全面把握文本中'消灭私有制'的基本内涵,准确理解'消灭私有制'的精神实质;其三,需要注意'私有制'与'私有财产权'的区别。
简介:农民的经济理性问题在本质上是农民精神的现代化问题,主要包括农民经济动机、经济美德以及经济认知三个层面的转化问题。在生产经营结构的市场化变迁、“离土不离乡”的进城务工和“离土又离乡”的外出打工等新兴经济活动的推动下,我国农民正处于从传统经济理性转向现代经济理性的发展转型期,突出血缘亲情伦理的传统经济理性正在淡化,注意市场科技伦理的现代经济理性正在形成,以血缘地缘弥补现代化缺陷的农民经济理性正在孕育。我国农民一方面要努力跟上现代化的步伐,积极倡导尊重契约规则的市场经济理性和追求量化计算的现代科技理性;另一方面要积极规避现代化的陷阱,大力弘扬有助于缓解“见物不见人”问题的血缘亲情理性和遏制过度掠夺自然倾向的地缘生态理性。
简介:在推进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基层政府功能的“双轨化”促使其产生个体化扶贫与集体经营扶贫的行动偏好。个体化偏好强调短期内增加个体收入、缩小贫富差距以完成政策目标。集体经营偏好强调通过乡村自组织发展、集体产业化发展、公共生活重建来提升乡村可持续内生发展能力,并以集体经营利润来增加弱势群体福利,减轻政府财政负担。相比而言,后者更切合国家推进精准扶贫的战略目标。基层政府个体化扶贫偏好既是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的理性选择,也是源于低组织化的乡村社会无力承接政府扶贫资源。基层政府个体化的扶贫偏好不仅会造成公共性的流失,使扶贫政策产生负外部性,也容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短期化、形式化等问题。未来推进精准扶贫当延续集体经营的发展思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与协调下依托产业化发展和组织化水平提升,增强乡村社会的内生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