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神明”是《易传》关键概念之一,亦在先秦两汉思想范畴中被广泛使用。各家“神明”概念都与“天地”有关,并涉及天地自然造化之过程,古代“神明”不是作为某种祭祀对象而存在,也不表示神祗和鬼神的意义。笔者搜集归纳有关先秦两汉“神明”之资料,发现“神明”一词之用意牵涉天地万物之“德”概念。古人认为,天地万物之死生运行皆源自“德”,皆由神明之安排,但“神明”并不具备造物主身份,而是天地合德概念。“神明之德”被视为万物造化的原因,若以两个字来表达“神明”的本质,则应是“生机”一词。郭店《太一》阐明了“神明”体现天地的相辅,于是“神明”的作用即是天地之间的媒介、气化主宰者,故为“生机”。荀子的“神明”观念,保留天地观的出发点,但同时集中于微观宇宙——“人”的核心概念。苟子对“神明”的定义近于黄老学派,既将“神明”视为“道”的唯一产物,又看作知“道”的唯一依据。只是黄老学派以神明论及天地观,而苟子藉此来探讨儒家的“君子养心”之议题。荀子之外,养生学派也将“心”视为“神明出”的器官,然而养生学派的观点是在表达“神明”是人中的“生机”,而苟子藉此“神明”观,来探讨认识论的伦理问题。苟子的神明观,被宋明理学所继承。
简介:在文化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新兴古典学在传统解经学中打破了一个缺口,从这个口子流出了其后三百多年的“圣经批评学”和“人文学”的源头活水。古典学是专门针对中世纪“学问”的批判艺术,其创始人把古典文本作为榜样,改造中世纪逻辑、语法、修辞的“三科”教育,开创了注释、整理古希腊和古典拉丁文本以及圣经希腊文本的古典学研究。梅兰希顿的古典人文主义不但深化了路德的信仰主义,而且在路德宗神学院中确立了古典学的基础地位,为圣经批评铺平了道路。宗教改革后的三百年见证了圣经解释学从“低阶批评”到“高阶批评”的发展过程。霍布斯和斯宾诺莎为“旧约”的历史批评奠定了理性主义的基础和方法。而如果《圣经》的历史记载皆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无关,只关乎信仰的道德,那么完全可以把《圣经》作为文学来读。
简介:<正>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由元素(原子)构成,元素又是由基本粒子(质子、电子)等构成。由于不同性质以及数量的基本粒子,按照一定规律,组成不同结构,时时刻刻运动变化,从而生成纷纭多姿的花花世界。《周易》有一个辩证符号系统,由相反相成的两个被称为“爻”的符号(“一”和“——”),组成反映客观现象的四个“象”和八个“经卦”,再由此经卦两两相合,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用以表达先贤对世界的认识,反映复杂多变的自然和社会现象。创立爻、卦的伏牺以至文王,未必知道世界是由基本粒子和元素构成,然而《周易》的符号系统及其辩证演变规律,则是与客观世界的基本粒子构成元素,元素构成不同的物体及
简介:<正>甘泉学派系指以湛若水为代表的一派学者及其思想。他们上承陈献章之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旨,在明中晚期的思想界、学术界,与王派心学并分秋色,有相当的势力。《明儒学案》说:“王湛两家,各立宗旨。湛氏门人,虽不及王氏之盛,然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其后源远流长,王氏之外,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绝,即未必仍其宗旨,而渊源不可没也。”(《明儒学案》卷三七)王、湛二人生在同时,互相切磋,过从甚密,彼此思想都十分熟悉。王守仁曾指出湛派思想与自己不同。“近时同志,莫不知以良知为说,然亦未见有能实体认者,是以尚未免于疑惑。盖有谓良知不足以尽天下之理,而必假于穷索以增益之者,又以为徒致良知未必能合于天理,须以良知讲求其所谓天理者,而执之以为一定之则,然后可以率由而无弊,是其为
简介:从先秦至西汉武帝时期,《周易》经历了从“卜筮之书”到“经书”,从“稽疑”到穷究“天人之道”的转变。西汉初期属于祖师《易》阶段,诸位祖师多著有《易传》,它们为西汉中后期经学《易》的成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汉初易学以自然哲学的阴阳天道观为主导,而包含了对于人事的说理。可以确定,帛书《易传》的制作晚于今本,且前者对于后者的抄录现象十分严重,而汉初诸《易传》可能也是如此。武宣时期,《周易》不但在朝廷及精英的层面上实现了“经书”性质及其地位的大转变,而且其师法和家法的传统亦得以迅速确立和展开。自丁宽至于施、孟、梁丘三家,《易》章句之学兴起,彼时的章句简明扼要,不过“训故(旨趣)举大谊(义)”而已;而随着京氏《易》立于学官,《易》阴阳灾异说也泛滥于元成之世。哀平时期,《易纬》诸书兴起,它们是谶纬思潮流行的结果。此外,《易林》和《太玄》二书也值得重视,它们既是仿经之作,也是造经之作,同时反映出汉人对待经典的态度。
简介:在儒家思想中,仁是个体对自我生命的体悟和自觉,具有个体性。天命体现社会历史文化的核心价值,具有普遍性。理论上,仁发生的个体性与人格评价的社会性之间存在张力,如果一个人一味本着良善的初心做事而忽视社会价值追求可能最终成为不了君子仁人。在孔子,仁心发生后由天命引导,使个体仁心能够与社会良知结合,形成完整的道德成长机制。但是,孔子之后不少儒者虽然对仁的道德主体性大加弘扬,却忽视了天命在仁的实现中所产生的引导与规范作用。所产生的后果是,仁独自承担起自我做主的道德责任,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道德意志的任意性。因此,天命作为社会道德的普遍原则能够也应该为仁的发展与成就提供保证。
简介:与启蒙精神的对话,至今仍是思想界不能回避的挑战之一。特别对于中国学者来说,站在古与今、中与西的双重难题之间,既要探索启蒙本身历久弥新的价值,又要尝试回答这种价值对于当代中国思想与实践的意义何在。这里选编的一组文章,分别从启蒙思想的历史性构成、中西“理性”观比较、启蒙精神与中国现代化,以及启蒙传统的现代价值等方面展开研究,从不同角度为我们揭开了“启蒙”的神秘面纱,阐述了启蒙精神的当代价值,特别是启蒙精神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思想解放作用,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启发性和很高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正如启蒙是一项未竞的事业,关于启蒙的研究同样未完待续。
简介: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及其学派,在丰富的类推实践基础上,通过对事物间的类同和类异的考察,概括出了推类的称谓,明确了类推重"类比"的逻辑性质,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和语言全面地阐述了有关推类的思想,并形成了一种完整的理论形态,从而使类推成为中国逻辑传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推理类型.但由于墨家的类推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是在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政治思想交锋,即"辩"中形成和发展的.因此,它又凸显出服务于政治伦理的价值取向和人文性、语用性的色彩.虽然推类也具有由"所然"进到"未然"的认知形式,但这是它的"弱势",它的"强势"是描述、论辩、说服.所以,它所探讨的推理形式与思维内容相结合,所阐发的逻辑思想与政治伦理观点相结合,它是带有中国思想、文化、语言特色的中国古代逻辑,亦是墨家推类思想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