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早期关于正义动机的研究多以西方、受良好教育、工业化、富有、民主社会(western,educated,industrialized,rich,anddemocratic,WEIRD)的被试(特别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大学生群体)为样本,并以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作为文化区分的理论基础,发现西方人表达个人正义动机多从独立的自我参照视角出发,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好有好报、恶有恶报的美好世界;而中国人表达正义动机却从互依或他人参照视角出发,认为社会整体是一个好有好报、恶有恶报的和谐世界。近年来,主流学者开始意识到这样的研究存在重大的取样偏差或自我偏差、情境偏差,其揭示的人类行为特征(WEIRD)也是奇怪的。本文利用元分析技术,对36个中国样本(N=8396)的个人世道正义观(自我参照)与一般世道正义观(他人参照)的相关系数和均值差进行效果值检验。结果发现,个人世道正义观与一般世道正义观之间存在强正相关(r=0.64,Fisher’sZ=0.75),平均数差异显著,但效果值很小(d=0.20);进一步的调节变量分析发现,只有在非学生样本、弱势情境下(如生活逆境),被试的个人世道正义观得分才显著低于一般世道正义观,即认为'自己委屈、他人应得'。总之,中国人的正义动机呈现低自我参照、高情境区分的特点,并非'独立'或'互依'就能简单概括的。
简介:心理应对方式的研究是西方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们认为,在应付生活中的压力、紧张、灾难等情况时,人们通常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即对生活中的压力、紧张等问题给予解决,从而减轻这些问题可能给人带来的消极影响。诸如改变别人的意见,制定计划并按计划执行,坚持自己的见解并按照自己的意见不屈不挠地工作,直到达到目的为止,都是解决问题的策略;另一种是调节情绪的应对方式,这种应对方式的特点是不改变生活引起的压力、紧张等问题的本身,而是通过改变自己的情感或对问题的看法,接受并正视问题的存在,使之不会产生或产生较少的消极影响。人们通常使用的调节情绪的应对方法包括从积极的角度待人待事,寻求和接受他人的同情与理解;或者忘掉引起紧张和压力的事情本身。研究者们对这两种应对方式在解决生活压力和身心健康中所起的中介作用、心理应对方式与外界环境的相互作用、心理应对方式的变化及使用心理应对方式的个性特点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至于这两种心理应对方式的心理机制是什么,它们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还是文化教育薰陶的结果,则还未引起这一领域的学者的注意。我们中国人在应付生活的压力、紧张等问题时是否也采取了这两种方式,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入手,结合西方心理学研究中的两种应对方式,对中国人应对生活中的压力、紧张、疾病、灾难等问题的应对方式进行初步的分析,并对文化因素在心理应对中的作用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简介:为考察智力和人格内隐观对大学生应对方式和抑郁的影响,采用智力和人格内隐观问卷、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和抑郁量表对624名大学生进行测查。结果如下:(1)变量中心的分析结果表明,整体上大学生智力和人格内隐观仅对积极应对的预测作用显著。(2)为考察智力和人格内隐观在大学生群体中的组合类型,采用个体中心的分析思路对智力和人格内隐观得分进行潜在剖面分析,可将大学生的内隐观划分为四种类型:智力/人格固存观型、智力/人格内隐观适中型、智力增长观/人格可塑观型、智力固存观/人格可塑观型。四类大学生在智力内隐观上的得分两两差异显著;除智力增长观/人格可塑观型与智力固存观/人格可塑观型外,四类大学生在人格内隐观上的得分也两两差异显著。(3)智力增长观/人格可塑观型大学生的积极应对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三类大学生,而消极应对和抑郁显著低于其他三类大学生;智力固存观/人格可塑观型大学生的消极应对和抑郁显著高于其他三类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