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反垄断法(反托拉斯法)是美国最重要的经济法规之一。实际上,它是由一系列法案组成的法律体系。从最早诞生于1890年的《谢尔曼法》至今,美国反垄断法已走过100多年的历程,已有包括标准石油公司、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柯达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在内的上百家公司因涉嫌垄断而遭到调查和指控,一些公司甚至因此被肢解,有效地促进和维护了美国的经济自由、经济民主和公平竞争。然而,1998年当今世界软件业巨头——微软公司卷入反垄断一案却给人们带来更多思考,反垄断法如何为迅速崛起的知识经济保驾护航已成为美国法律界、经济界及政府决策部门的重要课题。
简介:英国于1713年7月13日与西班牙签订《英西和约》,迫使对方将直布罗陀割让给自己,进而得以在直布罗陀设立军事基地,并沿用至今。和约对直布罗陀割让的期限、直布罗陀与西班牙其他领土的关系、当地居民的权利、条约的生效、纠纷的解决等诸事宜作出了明确约定。通过对《英西和约》这一典型案例的梳理、分析,有助于较好了解和约中有关英国驻直布罗陀军事基地设立的背景、驻军的法律地位、基地功能的发挥、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当地居民的权利、对其他国家的约束、条约的有效期、基地的转让、纠纷的解决等方面情况,由此可对国际条约在海外军事基地部署上的相关约定进行管窥。而研究了解国际上这些通行做法,对我稳妥、顺利地进行海外军事基地部署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简介:军事同盟是东亚区域合作构建迟缓的症结所在。但共存一域的两种机制——军事同盟和东亚区域合作,其各自的地缘政治特征存在冲突。军事同盟的地缘政治逻辑强调以邻为壑,而区域合作的地缘政治逻辑强调以邻为伴;东亚军事同盟具有双边-非对称性结构特征,强调同盟内部观念的同一性及同盟与他者的差异性,而区域合作是一种多边结构的构建,强调观念的包容性。双边同盟很难汇聚多边利益,而双边-非对称性的同盟结构,使次级同盟成员处于绝对劣势,在增强其对主导盟国的依赖度的同时也减少了其政策选择度。军事同盟与区域合作构建均具有谋求利益与安全的功能。但军事同盟强调现实的、短暂的安全利益,以军事合作为特征。区域合作则兼顾现实和未来的中长期利益,以全面合作为特征。军事同盟提供的安全产品的受众是参与同盟的国家,区域合作提供的安全产品的受众是本区域的全体成员。
简介:本文分析了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围绕南海问题在南海周边的军事布局以及这些军事布局对南海问题产生的深远影响。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下,美国在南海周边重点通过强化军事同盟关系,促进双边多边军事合作;举行多种形式的联合军演,显示军事存在;加快南海前沿军事部署等方式,系统展开南海周边的军事布局。通过这些军事布局,对南海问题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一是客观上鼓励了相关国家采取强硬举动,使争端激化;二是加大对南海周边国家军事援助力度,使南海地区出现军备竞赛的趋势;三是鼓动域外国家介入南海问题,加剧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复杂化趋势;四是海空兵力直接介入南海,逼近我领海、领空,中美间出现战略误判或军事冲突摩擦的可能性增加。
简介: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双重难题,泰国也不例外。泰国社会的基本问题主要包括思想领域的冲突、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根深蒂固和无处不在的腐败等等。在泰国政治中,战后初期(1945—1958年)是一个关键的转变阶段,从先前的威权宪政体制(1932—1947年)转变成此后的军事专制体制(1958—1973年)。20世纪50年代,学生在泰国国家政治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继而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与此同时,国民议会内所有政党之间的相互争斗被视为泰国政体的一个显著弊端,它很快便成为泰国政府被贴上"不稳定"标签的最明显原因。1932年往后,泰国有10余次政变和政变图谋,而1976年10月6日,军事政变是右翼势力合乎逻辑的一次最激烈反应,而此次政变针对的是三年前学生领导的、作为宪政高潮的"十月革命"。1976年的军事政变虽然结束了此前三年混乱的开放式政治实验,但其暴烈程度实属空前,政治意义异常重大。概而言之,20世纪60和70年代的学生、政党和以军人集团为首的右翼势力都以它们各自不同的行为,肇始了当代泰国政治不幸的动荡传统。笔者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详细访谈,展现当年一位参加过学生运动以及后来的反抗活动的人士的心路历程,了解他对泰国政治和泰国社会的一些看法,借以印证、补充或加强对泰国政治和泰国社会的分析和看法。
简介:微区域是全球化、新区域主义与跨境联系综合作用的产物,建构了以次国家层次为基本单元、以跨境联系为基础的区域互动新层次.本文通过剖解区域层次构成,厘清了微区域与区域、次区域等的关系,并将微区域主义区分为跨境经济合作与跨境安全合作两大维度.指出,当前重跨境经济合作、轻跨境安全合作的现状会致使经济合作面临的安全风险及其所引发的安全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进而会导致跨境经济合作与跨境安全负相关.东盟“增长三角”的案例分析揭示了区域自主与国家安全是“增长三角”产生的安全诱因;综合安全与伙伴关系是“增长三角”发展的主要安全推力;而开放治理与“搭便车”可能成为“增长三角”深化的潜在安全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