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伴随着渐进的私有化、市场化过程,大量私人资本的流入以及大规模的出口,而没有激烈的民主化过程,被广泛认为具有特殊性。本文着眼于出现的新现象——不可忽视的中国外向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并试图从总量上去理解这一新的发展。问题是,中国外向FDI是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和改革政策的一个特性呢,还是遵循已经建立的、公认的FDI模式,尤其是邓宁的投资发展途径(IDP)假说或者说是IDP的修正理论?换句话说,中国外向FDI模式是会对已有理论提出修正呢还是完全拒绝?要回答上述问题,外生性检验显示由于经济发展与外向FDI关系的复杂性和相互依存性.需要使用GMM估计方法而不是简单回归法。GMM估计结果显示以人均GDP以及其他增加的变量表示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是解释中国外向对外直接投资比率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与在其他地方被广泛提及的IDP修正假说相一致。最后,文章从理论、方法、政策及国际商务几个角度进行总结。
简介:“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放发展的重大举措。本文致力于探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的影响。利用2003年到2014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和差分GMM方法,本文发现:第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强度对东道国的“腐败控制”、“政府效能”、“政治稳定”、“规制质量”和“法治水平”存在显著的正效应,不但能在短期内改善东道国的制度质量,还能在长期中提高制度质量的均衡水平。第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资源较丰裕国家的制度正效应更为强劲,特别是在“政府效能”、“规制质量”和“法治水平”三个领域,从而有助于资源型国家摆脱“资源诅咒”。本文的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效应,评估“一带一路”建设的绩效和发展前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