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佐藤春夫的中篇小说《北京》是典型的国策文学。主人公、留日医学士蒲氏因中日两国间"力的冲突"而废除了与日本女性的婚约,但回到北京后却与此女隐秘交往,这一设定暗示了战争无法阻断的、"亚细亚之子"宿命式的命运交汇。战争中,因在爱中国与爱日本之间左右两难,蒲氏拒绝效力伪政权,而选择以政治上的"去身份化"、中立无为和行动上的"无害化"、有所作为来报效两国,这实则是佐藤为沦陷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的周作人式的"爱国选项"。战时语境下,蒲氏家族结构的国际色彩及其内部各种政治、文化力量的杂糅、互动,一方面隐喻了中国的过去、当下与未来;另一方面,通过在文化对比中将日本人、日本文化置于崇高地位,为日本侵华制造合理性、美化日本侵华罪恶的同时,又以对欧洲列强火烧圆明园的批判等,为"大东亚共荣"话语提供了逻辑支撑。
简介:在普林斯顿大学人文价值中心的落成典礼上,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著名政治学教授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说道:“我想召唤的人类生活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其必不可少的对话性质。……我发现自己的认同并不意味着我在孤立的状态中将其炮制出来,而是通过与他者的对话协商而成,这种对话部分是公开的,部分是内部的”。这种“他者”类似于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HerbertMead)所说的“有意义的他者”(significantothers)。尽管在后工业世界、视觉时代,或者消费社会中,与“他者”面对面的接触已经转变成通过大众传媒进行的交往,但是不同的个体和文化之间的对话关系对于跨文化协商与理解过程中意义的生成,仍旧是必不可少的。
简介:诗歌是诗人书写自我生命的疆域,同时又消解传统权力政治疆域的某种独具特色的生命建构,就是其自性张扬和他性约束中的某种因缘牵系和力量平衡。①而突破传统的性别政治叙事,重建女性内在的自我,就成为安琪诗歌所指向的独特的缘域世界。在《极地之境》的《自序》中,安琪写道:“我冷静梳理了自己写作至今的点滴,得出一个结论: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女性主义写作者”“一个女性主义者必定是先锋精神的追求者”。②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安琪的诗歌不再是某种单纯灵感或感性体悟的瞬间抓取,而是有着一种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觉醒中的自由选择及其责任承担。去选择,并承担你的责任,就是安琪诗歌所在意的。因此,安琪的诗歌或诗学思想就具有一种新时代的女性主义者所独具的伦理品格与实践勇气,就是在从古典知识型时代向现代知识型时代转向中的女性主义的文学缘域世界的呈现和展开。
简介:以现代汉语为书写形式的现代性文学则代表中国文学的新的现代性传统,金庸的武侠小说在中国现代性文学(小说)中地位如何,中华性是在中国性走向衰败的语境中出现的现代文化想象和体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