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我国的刑事法治化过程中出现了诸多困境,表现为错案层出不穷、刑法不平等现象突出、法律适用机械教条.其原因是刑法理论没有为司法实践提供具有社会实际效用且能满足合理论证的理论支持;理论研究提供的是一个只能在逻辑上展开、但缺乏内在价值追求的理论体系;理论研究存在概念压制类型、逻辑重于实用、主义多于问题、真理性替代合理性的问题.为此,应当实现刑法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变.

简介：2014年6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立法机关首次采取＂自下而上＂的制度生成模式,以保证实现公平正义为前提,优化司法资源配置,节约司法成本。但两年的实践工作也暴露出适用范围狭窄、当事人程序权利保障不完善、程序运行不畅的问题。速裁程序的制度设计还应当从经验转向理性,以证据标准代之罪名标准,构建以审判为中心下的审前中心程序,建立以认罪真实性与量刑规范化的公式关系,在此基础上实行一审终审制。惟其如此,速裁程序才具有生命力与独立性。

简介：从近几年媒体报道的刑事错案中可以看出．错误辨认是产生刑事错案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刑事辨认制度的实施状况不容乐观，存在辨认启动程序过于随意，辨认过程缺乏中立监督，辨认方式太过单一，辨认笔录制作不规范等问题。需要提升刑事辨认的立法层次，建立统一的刑事辨认规则体系；转变侦查观念；健全辨认监督机制；加强权利保护；提升辨认结果的证据效力。

简介：“撤销会给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是新《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行政撤销判决阻却事由的原则规定。该规定在实践中由法院通过个案中利益衡量的方法予以认定,存在行政撤销判决阻却事由的适用不确定性问题,不利于法院依法独立裁判和行政审判权威维护。重视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中蕴含的中国本土法治经验,并对这些经验进行理论挖掘和总结提升,有助于形成可操作的行政撤销判决阻却事由认定规则。可将新《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行政撤销判决阻却事由,细化解释为信赖利益的存续保护、行政行为违法痊愈、行政行为情势变更、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其他特别规定等四种情形。

简介：公告送达由于送达方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致使设置该送达方式的初衷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反而有时还给恶意当事人的侵权行为提供了便利。公告送达的相关民事诉讼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虽显现出不少问题,但国内理论界对此问题也未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无论是在法律实践中还是在立法层面上均应加以改进。

简介：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虽然从立法层面确定了民事公益诉讼这一制度,但对关于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有颇多争议,若仅将原告主体限定为有关机关、社会团体,不仅会提高诉讼的门槛,也与现代法治之公平原则相违背。

简介：我国领海外管辖海域指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及国家管辖的其他海域,其刑事立法问题的起因是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的实施和世界海洋争夺战的升级,目的是用刑法手段实施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和维护国家主权与海洋权益.目前,我国领海外国家管辖海域刑事立法存在刑法典与专门海洋法律及涉海法律对刑法适用范围规定不协调、涉海司法解释越权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树立对国家管辖的各种海域“平等保护”理念,明确我国领海外国家管辖海域刑事立法的主要内容,在刑法总则增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外国家管辖海域内实施的犯罪,适用本法”的规定,及根据海上犯罪特征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犯罪,设置相应的特殊罪名.

简介：解决税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的困境是依法治税的重要议题。在我国税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中存在实体困境、程序困境、证据困境以及监督困境等。应当从完善规范依据、构建部门信息共享平台、发布典型案例进行司法指引以及强化法律监督等方面促进二者之间顺畅衔接。

简介：现代公益诉讼起源于美国并在世界各国得到迅速发展。公益诉讼的范围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文化遗产保护、教育与性别歧视等各方面。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不仅反映了民众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和维权意识的提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法治的发展。在回顾现代公益诉讼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上，借鉴与参考美国、印度、日本、韩国等公益诉讼比较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大有裨益。

简介：从立法现状来看，我国刑事追加起诉制度存在着制度定位不清、程序设置缺失以及权利保障缺位的问题。对域外制度经验作一概览，域外各国均对追加起诉的提起、审查与权利保障作出了明确规定。基于此，我国刑事追加起诉制度的改革需要“两步走”。其一，找准制度定位：追加起诉制度需要满足实体真实、权利保障、诉讼经济以及监督制约的需要；其二，建构完善制度：追加起诉制度需要明确追加起诉的提起、审查以及追加起诉之后的权利保障。

简介：随着人类的不断进步以及社会的日益发展,我国的经济法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取得了十分卓越的成就。其最主要的因素主要有三各方面：一是把根本动力精准地定位在推动经济法飞速发展的现阶段中国问题与中国意识上;二是把创建经济法体系的重要依据定位为国际标准;三是用开放性来看待维持经济法科学有效实行的基本精神。基于此,简要分析我国经济法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并且展望未来经济法的发展方向,以期能够为经济法更快和更好的发展做一点贡献。

简介：当前,我国税收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是层级结构不合理,集中体现在规范性文件所占比重过大,从而为税收执法埋下了隐患。2015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48次会议通过的《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十一条明确了＂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人民法院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这就给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与执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文章尝试从典型案例入手,在分析规范性文件的执法风险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基础上,从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优化层级结构等方面提出降低制度性税收执法风险的破解思路。

简介：《中国好声音》中文名称被裁定归属唐德影视2月27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做出最终裁决，裁定包括《中国好声音》这一中文节目名称在内的所有知识产权属于《TheVoice》原版权方荷兰Talpa公司所有。由于此前唐德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已经以60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TheVoice》中国地区五年四季的版权，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此番仲裁也就意味着，《中国好声音》的所有知识产权已经全部归属唐德影视，而此前拥有这一名称的浙江卫视以及上海灿星制作公司不再拥有这一权利。

简介：司法证据效力是影响审判质量的关键因素。司法证据效力不足的问题在本质上源于证据的模糊性。从问题证据产生的直接原因来看，证据效力认定权力过分集中在检察院和法院等司法机关是首要原因；而从既有的非法证据排除机制运行的现实状况来看，非法证据也并没有被有效排除。在通过司法程序本身来解决证据效力问题存在一定困难的前提下，势必需要建构存疑性听证制度，致力于解决司法证据效力不足的问题。但是，存疑性听证制度只是我国刑事司法证据认定制度体系的补充，性质上属于司法辅助程序。以存疑性听证来完善司法证据认定制度，要求构建司法证据听证前置程序，将具有程序性质的证据效力问题与事实认定问题相分离。

简介：关于未成年人的刑罚方式与手段，我国法律有着特殊规定，从中折射出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性惩罚手段。但当前的未成年人犯罪现状依然不容乐观，究其原因，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存在问题。对此，应当尽量减少对未成年人的刑罚执行措施，并以社会服务、假日生活辅导等非刑罚处遇来代替，以完善我国当前的青少年刑事政策。

简介：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及《民诉法解释》的规定，确定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为高度盖然性，但是在司法实践中高度盖然性标准出现概念不清、使用不规范、与英美法系的“优势证据”相混淆以及实际操作困难的问题。高度盖然性标准应当进行统一的规范指导，通过对国内现状的分析以及域外规定的借鉴，确定其影响因素，同时制定一套多层次的标准规范。

简介：2015年1月1日,原告自然之友、福建绿家园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新《环保法》的相关规定,对李某槊与谢某锦等人非法占用农用地行为,向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该案是在新《环保法》施行的第一天正式起诉并立案受理,作为新《环保法》实施后全国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几个实践难题都在该案得到了妥善处理,对今后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作用。专家辅助人制度在本案中得到了积极有效的应用,今后应当通过立法途径构建和完善专家辅助人的主体资格、诉讼地位、权利义务、出庭程序、意见效力、选任监督、运行保障等相关制度,从而保证具有涉及专门性问题的案件能够高质量、高效率地审理,促进司法公平公正。

简介：长期以来,＂控告难、知情难、维权难＂是众多刑事案件被害人的真实写照。尤其在侦查程序中,虽然法律赋予了被害人参与其中的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程序参与意识不足以及控告权、知情权、委托代理权等权利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被害人参与性诉权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关注我国刑事侦查程序被害人参与权的保护问题,并从观念、立法以及制度建设层面反思与完善,对当下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中的人权保护与权利平衡不无积极意义。

简介：

简介：聂树斌案具有我国刑事冤错案件成因的共性,即公安机关违法获取虚假的认罪供述,进而编造所谓有罪证据,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法院审判仅进行形式化的审查与审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接力协作,法定制约关系下的层层把关沦为关关失守,可谓共同铸成冤错。为了预防冤错发生,需要废除分工负责关系原则,建构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聂树斌虽获改判无罪,但该案的申诉审查、申诉复查、再审程序均值得检讨。已决案件因发现新证据而出现重大疑点时,如权利人提出申诉,法院应当启动再审程序予以纠错。为了有效纠正冤错案件,应当完善申诉制度,发挥再审程序的救济功能,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责无旁贷,应承担起最高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