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马克思的"感性"概念源自于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原理》中写道:"旧哲学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命题:‘我是一个抽象的实体,一个仅仅思维的实体,肉体不是属于我的本质的’;新哲学则以另一个命题为出发点:‘我的一个实在的感觉的本质,肉体总体就是我的"自我",我的实体本身’。由此可见,旧哲学为了防止感性观念玷染抽象概念,是在与感觉处于不断矛盾、敌对状态中进行思想的;新哲学则正相反,是在与感觉和睦、协调的状态中进行思想的。旧哲学承认感觉的真理性……但是只是隐晦地、抽象地、不自觉地、勉强地承认,只是因为不得已而为之的;新哲学则相反,是愉快地、自觉地承认感性的真理性的:新哲学是光明正大的感
简介:不同学者对权力研究的视角会有所不同,如尼采把权力意志作为未来的科学,罗素专注于权力的形态转换,福柯着力于受操控的权力微观领域等,而关于马克思的权力视角,因为其在政治经济学的贡献,许多学者都自然归之于资源、经济领域,这种认识有失偏颇。虽然马克思没有专门的权力理论研究,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思考,可以析出一条权力理论的模式路线:以权力的可交换性为起点,以权力不平等的内在化为过程,以权力的不平等改造为手段,最终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在权力不平等内在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概括出类商品属性理论、场理论、结构形成理论三种理论模式。
简介:由于“社会公平正义”的概念自身所包含的主体、客体以及原则具有相当的异质性、抽象性、动态性和系统性,因此,我们需要科学、易懂、便于操作的评价工具来梳理当下社会的公平正义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本文在构建“社会公平正义状况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将分析视角延伸到中国地市级罢面,深度分析省际及省内各地区之间的社会公平正义状况差异程度。通过2002-2010年间的数据分析,我们推断,在宏观层面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相关客体的整体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呈先升后降的趋势;在地区间差距上,社会公平正义相关客体资源在地区间分配的不均衡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在公平正义的内部结构上,我国“结果公平”因素的发展远远领先于规则与程序正义和机会公平。
简介:在推进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基层政府功能的“双轨化”促使其产生个体化扶贫与集体经营扶贫的行动偏好。个体化偏好强调短期内增加个体收入、缩小贫富差距以完成政策目标。集体经营偏好强调通过乡村自组织发展、集体产业化发展、公共生活重建来提升乡村可持续内生发展能力,并以集体经营利润来增加弱势群体福利,减轻政府财政负担。相比而言,后者更切合国家推进精准扶贫的战略目标。基层政府个体化扶贫偏好既是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的理性选择,也是源于低组织化的乡村社会无力承接政府扶贫资源。基层政府个体化的扶贫偏好不仅会造成公共性的流失,使扶贫政策产生负外部性,也容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短期化、形式化等问题。未来推进精准扶贫当延续集体经营的发展思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与协调下依托产业化发展和组织化水平提升,增强乡村社会的内生发展能力。
简介: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非意识形态化'成为意识形态领域影响最大的观点,新自由主义观点虽受挫折但依然有一定市场,宪政观借'中国梦'的提出'老调重弹',历史虚无主义观点透过历史事件评价广泛渗透,普世价值观虽然在理论上不能自恰但还是具有潜在的杀伤力,后现代主义在青年中成为一种思潮和时尚,民族主义观点伴随着中国大国崛起而日益增长,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伴随着中国文化热而走红,'新左派'的观点在一批中老年群体中依然顽固,民粹主义观点打着民意的旗号得以滋生。这些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意识形态领域的观点表达越来越表面化、公开化,各种意识形态背后的利益诉求日益明显,各种意识形态和思想观点诸源汇流,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观点通过整体设计、碎片植入的方式影响大众,意识形态通过学术观点和政策建议方案方式设置议题影响社会舆论,意识形态与网络等新型媒体相互促进。应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自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对意识形态舆情的研判,提升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