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共同具有思想解放的性质，然而两者要实现的目标却有所差别。透过复古意识可以看到，文艺复兴实质上是思想领域的一场革命，其目的在于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文明；而宗教改革则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一场变革，其目的在于开创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简介：有关中国司法改革的研究,应坚持结构分析与机制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而非偏执于某一研究进路.从法社会学的视角看,司法改革首先是回应社会转型的一种社会化过程,即在确保司法制度内核处于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渐进地实现制度变迁.作为司法改革的结构性环境,“政治正确性”直接决定了司法制度设计及其变迁的方式、方向和效果;作为司法改革的机制调整方式,“技术性治理”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行动策略和行为惯性.同时,由于转型社会正义的掣肘,成熟的司法样态尚须我们考虑多种价值之间的关系.因此,关于中国司法改革的研究,我们需要更具张力的理论阐释.

简介：<正>传播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信息交流的一门科学,是在电子技术高度发展、在社会科学中的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门交叉边缘学科。它超越国界、阶级、种族的界线。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文化成果。它使人们对社会传播活动的观察研究有了更新的视野,对传播规律的把握也更准确了。

简介：在多元交错的社会空间结构中，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获得关涉到自身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兴衰沉浮。执政合法性是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文明社会中必须予以审慎思考的一个重大时代命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获得主要是从经济绩效的提升与宣展、意识形态的传承与超越、公平正义的坚守与追寻和民主模式的建构与拓展四个层面上展开的。本文意在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生成机理的多维审视，以期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社会的动态发展过程中探寻并积极拓展、开发和维护执政合法性资源，进一步夯实执政地位打开更为多元化的路径选择。

简介：大学精神与大学尺度是一流大学软实力建设的两个必备要素.本文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成长与发展为例,通过对伯克利成功发展的经验分析以及笔者的近距离观察,从大学精神的物化到大学尺度的规训两个视角,探讨成为一流大学必须具备的基本潜质,也反思了伯克利作为一流大学的无奈.本文还对今后中国大学的改革进行了思考,并从经费多元、治理模式、精神再塑、知识创造四方面提出了中国大学的未来改革方向.

简介：12月21日在广东深圳举行，由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共深圳市委党校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会长王伟光出席会议并作“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的主题报告。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中共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国防大学副校长毕京京，中共深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中共深圳市委党校校长张虎，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的7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

简介：在“工具理性”的借口下,我国各地模仿甚至照搬了国外“结果导向”式政府绩效评估的做法。各地共同性的做法是将政府绩效评估视为一种包括了行政目标分解、具体化为绩效指标体系、评估实施等主要环节的“链式工具”,这忽视了它萌生的前提条件,以致在我国引发了各种问题。被忽视的前提性条件主要包括公民主义、政治-行政两分体制、管理工具的路径依赖性、依法行政传统、绩效预算与绩效评估的协同作战、绩效评价的非人格化等。要使得政府绩效评估在我国充分发挥其作用,就需要尽量创造它发挥作用的前提性条件,同时重点开发本土性、“在地化”的绩效评估模式。

简介：晓明至清初，在儒家思想内部酝酿着一股政治制度改革的思潮。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袁枚等人，在肯定人性自私及土地私有的新思想前提下，以“公天下”的政治理想为目标，分别提出了如何分散最高皇权、限制最高皇权的政治制度改革的理想，展示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儒家思想的内在活力及其向现代转化的内在可能性。

简介：政策如何下乡及有效运作，是乡村传播学及乡村治理研究应该给予重点关注的议题。本文通过江苏省J市10个乡镇的实证调查，主要探讨了国家对农传播过程中信息沟通或实际运作的背后，存在着由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与人际传播所构成的政策下乡传播系统，其中体制性渠道与非体制性渠道的传播博弈，将影响甚至决定着国家对农政策在乡村社会的认知、理解与传播效果。

简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地制度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边际效用逐渐降低，需要合理的制度供给和相应的制度变迁。从制度供给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制度变迁主要经历了政策推动阶段、政策法律化开启阶段、政策法律化深入阶段和政策法律化完善阶段。通过对各阶段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产权结构和实施绩效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中，今后制度变迁的发展路径应更注重法律合理化、类型化变迁和政府守法等方面的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