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青少年网络使用安全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在分析网络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原因基础上,提出借鉴日本网络法治和家庭监管并重的成功经验,以应对和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青少年网络使用安全问题。

简介：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与惠栋的《古文尚书考》，在清初的《古文尚书》辨伪活动中影响力颇大。尤其是《古文尚书考》的成书，使得“伪《古文》案”彻底定谳。《古文尚书考》与《尚书古文疏证》关系密切。惠栋在《古文尚书考》上卷中选录《疏证》内容十二条，惠栋借此展现了自己的学术倾向、治学态度，明晰了伪《书》的形成方式与传播脉络。在《古文尚书考》下卷中，惠栋援引《疏证》之材料与梅鷥的《尚书考异》内容虽大量雷同，但不足以佐证阎若璩抄袭《考异》。惠栋以《疏证》为依托创作《古文尚书考》，补正了《疏证》的疏漏之处，将《古文尚书》彻底拉下神坛，促成了汉学取代宋学趋势的定型。

简介：在孔门弟子中，孔予把颜回、阔子骞、冉伯牛、仲弓归为“德行科”。“德行”不仅仅是指表面上的道德行为，而是具有比较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乐道”、“志学”、“孝悌”、“仁政”四个维度，并且按照“个体”——“家族”——“群体”的逻辑顺序展开。“乐道”、“志学”属于“个体”层面，首推颜回；“孝悌”属于“家族”层面，当推闵子骞；“仁政”则属于“群体”层面，应推冉伯牛和仲弓。“乐道”、“志学”、“孝悌”、“仁政”反映了“个体”、“家族”和“群体”的关系，而这三种关系构成了当时整个社会运行的基础。这正是主张积极入世的孔子看重德行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简介：江户时代初期，日本儒学作为相对于“虚学”佛教的“实学”逐渐获得独立的发展，尤其在朱舜水实学思想和罗钦顺“理气为一物”论的影响下，朱子学者安东省庵和他的同门贝原益轩等人把朱子学的“理”从先验的理转化为经验的理，主张“理气合一论”，其后学新井白石进一步发展了朱子学的格物穷理精神，重视实用性、实践性和经验性。他们在近世日本传播和普及朱子学的过程中，推动了朱子学从形而上学的道德主义向经验合理主义的转变，为实证科学和经验科学在日本社会的萌芽和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

简介：《了凡四训》是明清两代具有广泛影响的善书经典，至今仍有很高知名度。现在仅见藏于日本的三部了凡重要文献，其实就是《了凡四训》的祖本。1601年的单刻本《省身录》，是现存了凡善书著述中的最早刻本，也是《了凡四训》首篇“立命之学”的原型；1607年的单刻本《立命篇》，已具备《了凡四训》的雏形；1701年的和刻本《阴骘录》是一部“准汉籍”，其底本为明崇祯三年（1630）刻本，不仅完全具备《了凡四训》的内容结构，而且多出了著名的了凡《功过格》，因此具有很重要的文献价值及思想价值。

简介：明嘉靖六年（1527）丁亥夏，王阳明出征前往广西的思恩、田州两地，平定当地的少数民族暴乱。在出征前夕，阳明应两位弟子钱德洪与王龙溪之请，在家乡的天泉桥上阐发了对自己晚年所提出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理解，并对两位弟子的疑难进行了相应的解答，史称“天泉证道”。在“天泉证道”的记载上，《传习录》下、《年谱三》和《天泉证道纪》是三条最为基本的文献。

简介：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制定了“适应”儒家文化的传教政策,他们解读《易经》并竭力从中寻找基督教与儒家学说的契合点。晚清新教传教士继承了“适应”政策,并提出“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易经》麦格基英译本是“适应”政策和“孔子加耶稣”传教策略的产物,译本具有明显的《圣经》色彩。

简介：以《河图》《洛书》为代表的宋代易图，完全突破了象形化的物象图画层面。以白黑点为元素展现出完全抽象化的图像。从图像来说，其核心内容除了“数”便是“方位”，是一种完全以形象表达抽象的模式。而在黄宗羲、毛奇龄、胡渭等人看来，这样一种图像化的经典解释方式无疑是易学发展中的重大突破。但作为一种经典解释的方式，易图学一定是对《周易》的解释和发展，而不能被当成圣人作《易》之由本末颠倒。这种对于易图学的不同定位，使得清初学者们在重新构建易图学的同时，不仅赋予了“大衍”、“四象”等概念以新的诠释，也在重新梳理“象”、“数”关系的同时，开出了易学发展的新方向。

简介：东汉时期，以经注律之风大兴，经学开始渗透入法学领域，法学受到经学极大的影响。同时，亦有以律注经之现象发生并盛行。所谓以律注经，即援引汉代律令制度来解释儒家经书大义，何休即其代表人物之一，而其所注《公羊传》则为运用这种方法的代表性作品。实际上，汉代社会历来经律并重并用，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以经注律与以律注经是二而一、一而三的，两者分别推动了法律儒家化与经义法律化的进程，并共同促进了经律融合。

简介：＂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或先觉者,是贤乎!＂（《论语·宪问》）这一儒家道德实践中的困境可称为＂孔子难题＂。从问题史出发,通过文献索引和历史勾稽,以孔子与宰我、孟子与万章、王阳明与欧阳德、梁漱溟与贺麟等人的论辩为基本材料,进行系统的梳理,可以发现,＂孔子难题＂在儒家思想史脉络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孔子难题＂所折射的道德困境和历代儒者的解决之道,在人类社会中具有普遍的意义,值得人们重视。

简介：本文以一类假想中的、很有可能曾经在中国乡村社区中发生过的抗交村提留款的集体行动为对象，以社会运动，集体行动这一研究领域内的现有理论成果为基础，提炼出了用于解释村民家庭户是否参与了抗交村提留款的集体行动这一因变量取值的一系列自变量组群，从而再现了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研究传统中的四大理论取向——古典理论、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综合，对于中国经验案例的理论指导意义。

简介：宋代道学以天理作为性善论的形而上学基础,这暗含了两个困难：一、与传统儒家经典之间的矛盾;二、性之本体至善无恶,那么恶的来源何在。道学中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都必须面对这两个困难,并给出解答。本文以张九成＂性善之善不与恶对＂的思想为例,通过张九成与二程、张载、杨时、朱熹、胡宏等思想家的比较,展现性善论在宋代发展完善的思想脉络,并厘清道学对以上两个困难的解决途径。特别是通过讨论恶的来源问题以及善恶究竟是实质义还是形式义,来分析二程、张九成、朱子与胡宏之间对性善的不同理解。

简介：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个人的日常行为大多属于交换行为，这种行为不同于市场行为，但也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个人与群体、组织、社会之间的交换行为也是如此。作为农村健康传播者的乡村医生，在被社会赋予相关的角色定位时，必须提供合理的社会报酬——经济收入、社会地位、职业声望等，与乡村医生进行“等价交换”，只有这样，乡村医生才能很好地扮演其乡村健康传播者的角色。实证调查表明，社会与乡村医生之间的“等价交换”还未实现。

简介：《礼记》中子游述及“以故兴物”与“微情”代表两种不同的制礼之法，然礼家对“以故兴物”的解释素有分歧。郭店战国楚简出土，研究者判断子游论述与《性自命出》篇密切相关，这为重新解读“以故兴物”提供了可能。“以故兴物”意指因某种特定的教化目的，利用基于人情且精心设计“外物”以兴发释放行礼者与礼仪相匹配的情感。“以故兴物”的对象包括两类：一为情感充分者，一为情感不足者，前者需借助外物将“情”兴发、释放、宣泄出来，再在仪式的引导之下，调节情感浓烈之程度，后者则在外物的影响之下，调动原本不足的情感，以达到反躬修身的目的。“以故兴物”广泛地运用于各种仪式之中，辨明其义对于厘清“兴”与“礼”，“兴”、“情”与“物”等多组概念的关系，深入儒家礼学思想演进的肌理有着重要的解码作用。

简介：《周易参同契》全书均为韵语。古无韵书，《三百篇》即为韵书。孔子传《易》，亦不能改方音。所以，通过用韵来判断《周易参同契》作者的籍贯，是十分可靠的方法。为此，我们为传世本《周易参同契》作了厘定韵例、编制韵谱的工作，并从中分析出这部书用韵的特点。再根据已有的秦汉方音研究成果参校比勘，说明《周易参同契》一书具有十分明显的齐鲁方音的特点，进一步证明它应该是齐鲁作者所著。

简介：《周易》古经展示了符号与文字一体的文本形式。《易传》从象数、义理合一的理路出发,开显出阴阳之道与性命之理相贯通的易学天人之学。秉持象数优位立场的汉易一系易家,承续《易传》理路以诠《易》,将《易》象数学内涵的诠释与文字背后象数根据的揭示,视为了首务,这在《周易集解》所采诸家对《大有》卦经传的诠释中,就有典型表现。他们基于阴阳消息以明象、诠《易》,认为象构成了《易》的基本世界,万象并非静态已然的存在,而是一直处在生生流转、隐显转化的鲜活敞开状态与历程中,而立足阴阳消息,促成有序和谐通泰的礼乐化的人文理想天下愿景的实现,成为他们心目中《易》的旨归与现实王道归趋。

简介：7月13～21日在云南昆明举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云南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以及上海大学约翰·霍金斯创意产业研究中心共同主办。U40是“Under40”的简称，意指40岁以下的年轻人。U40文化产业暑期工作营是针对博士研究生、博士后及相应级别的青年研究人员的人才挖掘与培养活动。

简介：狩猎呆集民在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中，她往往处于周边民族的边缘地带。本文在对于全球范围内的狩猎采集民的研究在人类学的学术定位以及他们目前面临的共同的社会、生态等问题的基础上，选择中国大小兴安岭的狩猎民族——鄂伦春族为研究对象，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鄂伦春族所处地区的自然生态和人口变化，讨论了清朝和伪满洲国时期的近代以来的政策，包括日本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对鄂伦春族的负面影响。重点探讨了1949年以后的森林开发、定居化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荣猎转产”等政策，对于当地生态环境影响的同时，如何使原住民族——鄂伦春人的生计、社会和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后，笔者把此研究提升为对于“进步”和文明的表述问题的讨论。

简介：古人字前的“伯”：“仲”、“季”或“子”，或存或省，并非不可变通。《论语·雍也》篇孔子说“雍也可使南面”，上博楚简《仲弓》显示仲弓向孔子请教的多是临民为政之道。《说苑·修文》说“仲弓通于化术，孔子明于王道，而无以加仲弓之言”。《史记·李斯列传》说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这些皆可间接证明苟子承传了孔子、仲弓一系之外王儒学。在《孟子》书中，提到孔门十哲中的九位，唯独少了仲弓，苟子则极力批判子思和孟子。由此看来，弓荀学派之外王儒学，与思孟学派之内圣儒学相区分，似并非向壁虚造。

简介：京杭大运河作为“人”加诸大地的符号、象征或标志，值得进行系统的“正思”与“反思”。以明清两代言，具有积极意义的淮源的探寻、难以评说的洪泽湖的扩大与高家堰的成型、酿成悲剧的泗州城的淹没等例，即与其时京杭大运河“蓄清刷黄保漕”的国家大政密切关联，而彼此之间也是相互勾连。如此，当今如何客观认识、全面考察曾经的京杭大运河之利弊得失、功过是非，可谓极为复杂、又极为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