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传统的青少年犯罪预防机制关注事后救济，注重从心理强制的角度来达到一股预防和特殊预防的效果，而恰恰是这种传统理论和实践忽视了对犯罪社会根源的把握，从法社会学的角度看．青少年犯罪这一社会反常现象之结构性根源在于社会文化目标和社会认可的合法手段在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断裂特征，认识到这一点．对我国青少年犯罪预防理念之重塑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简介：经过北京共青团两型组织建设训练营为期六天的学习和考察，个人感觉收获颇丰。整个训练营在教学安排、课程设置等方面做了精心调整，在短短的几天里，学习了“学习型组织精要”、“系统思考工具、方法演练”、“改善心智模式与创新思维”、“成功项目策划与组织”等多个理论和实践问题；并参与了“增强回路实战练习”、“沙漠求生互动游戏”、“深度汇谈练习（worldcare）”等实际操作环节。集中学习结束后，我们“春之队组”认真选题、反复讨论，运用所学理论和方法工具，围绕“如何整合共青团资源”课题进行了集体成果展示。之后，还随团赴大连考察了冰山集团、香炉礁街道香山社区、大连医科大学等单位创建学习型组织的先进做法，并就创建学习型组织过程中遇见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经验介绍和沟通交流。学习过程坚持了“理论学习”与“实践推进”相结合。

简介：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之后，是开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还是转向切实有效的社会改良，稳定渐进地推动经济文化进步？这个问题，列宁早在２０年代就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他认为，无产阶级哪怕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之后，改良同革命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改良行动就从革命...

简介：近年来,司法裁决与民意之间的冲突不断显现。2010年7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首次以白皮书的形式发布《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09年)》,提出了建立健全民意沟通表达机制。一系列热点问题,如成都,杭州等地连续发生的醉驾肇事案,湖北巴东邓玉娇故意杀人案都被写入白皮书。[1]诚然,上述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民众法治意识的提高,但同时也体现了部分司法裁判结果并没有与民意保持一致。裁判人员的职业主义与大众的民主主义之间缺乏在司法制度范围内建立的沟通机制和矛盾解决机制。故笔者欲从司法方法为基础,探索如何以司法方法为媒介,促进裁判人员与民意之沟通,进而实现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平衡。

简介：对于作为人性教育的一环的“道德治愈”的讨论，必须以对“道德性”和心理或性格问题的关系的理解为前提。所以，本文首先考察心理学上的性格教育和道德教育的长处和短处，同时把最近流行的“意义治疗”当作道德治愈的“理论基础”。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之上，我们有必要对儒家思想进行关注。儒学把很好地控制自己并且向道德本性回归作为最终目标，所以非常重视使人能以真实的自我去生活的修养方法。把儒家的修养论用现代的学术用语去表达，可以叫做哲学性治疗或心理咨询。实际上，儒学内部也曾在治疗的角度上解读修身，并且可以找到通过治愈学习者的内心实现恢复人的道德本性的事例。儒学中说的“心病”，其含义是和身体疾病以及精神疾病截然不同的，是把它理解为道德本性的丧失，并把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欲望，意识到自己的真实自我，并且恢复真实自我作为问题的解决方案。所以本文中以儒家思想为中心，讨论了“道德治愈”的可能性。

简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引进和借鉴国外国际关系理论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近年来，在这项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令人忧虑的问题。

简介：结构家庭治疗方法是一种通过改变家庭动力与家庭组织并进而促进家庭中个人改变的治疗方法,其应用领域十分广泛。本文主要研究了嘉定区高危社区青少年所处家庭的架构,尤其是其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介绍和分析了运用结构家庭治疗方法开展小组工作的情况。

简介：理论宣讲是宣传普及党的创新理论的重要手段。但仅有手段还不够,要想取得成效,重在“落地”“生根”,“落”群众思想的“地”,“生”信服认同的“根”。云南省委讲师团在深入抓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工作过程中,探索创新,积极作为,摸索出了一套适合边疆民族地区的宣传宣讲方式,有特色、有亮点、有声势、有成效,受到群众的认可和欢迎,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具体来说,可归纳为以下“五讲”。

简介：少年刑事司法改革应当服从刑事审判工作全局，也要充分体现少年司法工作的特殊性和专门性。所以，在未成年人刑事和解过程中，应当秉承未成年人“优先保护、全面保护”的司法理念，建立并利用未成年当事人面对面和解对话会这一模式，在积极维护被害人的利益，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的同时，帮助未成年被告人（被害人）彻底回归社会，实现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目的和价值。

简介：

简介：基于违法性认识错误问题的理论争议等原因,尽管实践中未成年被告人提出了违法性认识错误的辩护意见,人民法院普遍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在定罪量刑中对违法性认识错误评价较少。比起成年人,未成年被告人更容易产生违法性认识错误,通过行为人标准、行为前标准和具体标准判断未成年被告人是否存在认识错误和认识错误的回避可能性。对于不可避免的违法性认识错误,统一在刑事责任领域予以评价,在量刑上予以从轻处罚;立法上明确为未成年人量刑的从轻情节;司法上作为侦查、起诉和审判的必要内容;实现未成年人犯罪认定的主客观统一,达到＂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