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信息时代,与信息主体息息相关的大量信息长时间留存于网络,给个人信息的保护带来挑战。为使个体不被束缚于过往的特定行为中,学者提出了被遗忘权的概念,此项权利体现着对个人信息的事前控制。我国有学者提议移植被遗忘权,但并未深入分析该项权利的法权构造及在实施中会产生的影响。权利的赋予需要与法律的执行力相结合。如果赋予权利主体一项广义的被遗忘权,应考虑如何克服权利实施中面临的巨大障碍,需斟酌相关统御因素,包括权利主体、权利行使的对象、技术的不足、利益冲突、法律强行要求企业留存用户信息等方面,理性反思被遗忘权。当下,被遗忘权的内涵应界定在特定领域对信息主体过往负面信息进行披露与使用的限制方面。

简介：不过目前的公安机关强制戒毒所和劳教戒毒所也收治部分自愿戒毒人员,吸毒人员在劳教前都经过公安机关强制戒毒,目前的劳教戒毒是劳动教养工作体制的一部分

简介：针对司法解释制度及其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修改后的《立法法》增加规范司法解释的规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的司法解释制度仍然存在结构性缺陷,主要包括:司法解释范围与立法解释范围的界分不合理且缺乏现实可行性,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制度与修改后的《立法法》对司法解释进行的规制不匹配。为此,有必要有针对性地对司法解释制度进行优化,主要路径包括:合理界定司法解释的范围,完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制度。

简介：没有权利就没有法律,正是因为法律与权利有着如此种种的内在关联并且基于法律的权利设定可能带来各种便利和利益,中国传统社会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

简介：犯罪不作为在网络平台代际演变过程中引发刑事责任归责模式的窘境。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规制路径需事先经监管部门责令改正的立法模式有限制刑罚发动的初衷,但是,此种限定刑事责任的方式存在诸多商榷之处。应当跳出传统思维的窠臼,对网络平台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进行另行调整与修正,实现由被动履行到主动担责的变迁。必要情形下摒弃'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这一入罪前置性限定要素,从而化解平台类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在归责实践中的异化难题,作为网络平台义务提升与公众法益保障的有效应对。

简介：在我国刑法语境下,委托信任关系并非侵占罪的保护法益;占有利益说则过于缩小了侵占罪的保护范围,且横添程序的繁琐性;财产所有权行使可能性说虽然更为明确,却将所有权受到侵害与所有权丧失混为一谈。作为通说的所有权说更值得坚持。但是,所有权说也并非没有改进的余地,在面对金钱、汇款等特殊对象时,所有权说的解释力明显不足,因而有必要针对性地提出修正的所有权说。在确定侵占罪的保护法益时,应当以民法理论为根据,即当解释财产犯罪的法益时,应当以民法依存模式为基础。

简介：我国刑法将社会危害性并不相当的运输毒品罪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设置相同的法定刑,此种立法模式导致运输毒品罪在立法层面的罪刑失衡。实践中,因司法解释对运输毒品罪常见量刑情节的功能配置模糊,导致量刑情节对法定刑的修正机能丧失,进一步加重了罪刑失衡的程度。要平衡运输毒品罪的罪刑关系,从长远来看,应在立法层面修改运输毒品罪的罪名结构及刑罚配置,但其成本较高、周期较长,当务之急是从司法层面合理配置量刑情节对法定刑的修正机能。

简介：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与义务对应的主要是权力而不是权利,是权力义务关系为主,权利义务关系为辅。权利义务关系的不公平表现在权利义务的总量比例失衡,义务多权利少;“一般权利和义务关系”较为欠缺,“特殊权利和义务关系”普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的客体多指向积极作为的“行为”,更强调其中的义务性。在权力义务关系中,虽然理论上也主张双方均有义务,但实践中落实的是“臣事君以忠”,而“君待臣以礼”仅限于道德说教;混淆了其中的法律权力与道德权力、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比“君为臣纲”布下了更为严密的权力网络,权力义务关系渗透在一切人际关系中,尽管为其注入了亲情,但主色调仍是义务。这种状况至今没有根本转变。

简介：最高人民法院在参与公共政策和推行司法治理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统一法律适用和树立司法权威成为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司法解释、司法批复和司法案例分别形成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治理的"立法"模式、"行政"模式和"司法"模式。既有的三种司法治理模式在统一司法裁判的目标下逐渐暴露出诸多弊端,指导性案例这种新的司法治理模式应运而生,构成司法治理的"混合模式"。指导性案例这种治理模式的独特性不仅仅在于其兼具既往几种治理模式的优势,为解决"同案不同判"的司法实践难题提供制度性方案,更在于它向我们展示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治理所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简介：　　[7]法与社会研究正是新法律现实主义的直接渊源,而法与社会研究以及新法律现实主义则是这种社会回归的旗帜和先导,新法律现实主义建立在法与社会研究及其他法学流派研究成果的深厚积累之上

简介：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形成的将"无讼""厌讼""贱讼""耻讼"等视为中国传统诉讼文化之特质的"理想类型"概括,近十余年来受到法律社会史领域研究结论的质疑与颠覆。但是,后者所作的学术工作主要只是搜集更多的史料证据加以展示,而并没有针对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研究中常见的思维框架及其概念使用进行反思。即便对于像中国传统诉讼文化这样非常本土化的学术议题,研究者也必须清醒注意到"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等概念所附随的"西学"知识背景对此类议题之讨论的微妙影响,从而在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时对此类概念谨慎使用。

简介：河长制作为一项中央自上而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水环境治理创新举措,旨在形成河长领治、上下同治、部门联治、全民群治、水陆共治的治水新格局,但其在基层的运作中却遭遇了上下层级协同的不力、跨部门协同的困顿、政社协同的尴尬,以及协同治理手段的阙如与失当等一系列困境。究其根源,从价值的角度看,源于内部协作的信任基础薄弱以及难以形成共享理解;从结构的角度看,源于双重管理体制的冲突、权责关系的不清以及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结构难以形成;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源于激励机制的缺失、问责机制的扭曲以及跨部门责任风险共担机制的虚化;从技术的角度看,源于机械的计时打卡机制、信息流转的链条过长、培训与平台功能使用的协同配套不足。未来的治水之路,应强化协同治理理念,从河长制走向河长治。

简介：事实与价值二分法自被休谟提出以来,既有自然主义谬误与逻辑实证主义之阐发,又有事实与价值融合之挑战。菲尼斯直面事实与价值二分法造成的自然法认识论难题,提出基本善不证自明,试图解决该难题,同时辅以类比论证、辩证论证、归谬法等间接方法对基本善进行论证。然而,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菲尼斯赞同'是'中有'应当'建构其中,没有坚持事实与价值相分离,但他在构建自然法理论之际,切断形而上学,以基本善为第一原则,坚持事实与价值相分离。最终,菲尼斯设定的自然法第一原则难逃事实与价值的纠缠,徘徊在二者之间。

简介：　　5.1建立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工程合同的首要问题是,　　香港工程合同以英国工程合同为基础,　　政府应促进工程合同双方发展合作伙伴关系以建设和谐社会

简介：改革开放40周年以来,中国已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以史为鉴,反思当下,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虽已完成阶段性目标,但前途道路仍需警惕种种风险与挑战。从世情、党情、国情与民情四个维度分析,盛世太平之际,我们要始终保持忧患意识,既是世界趋势使然,也是执政党治国理政所需,更是服务人民所向。

简介：社会发展在本质上是人的发展。作为社会的人的全面发展,必然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当今中国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宗旨在于破除束缚人与社会发展的各种体制障碍。统一战线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最终将指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统一战线在构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良好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中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为构建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和谐人际关系,统一战线重点围绕妥善处理包括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在内的各种社会政治关系来发挥功能优势。“找出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是构建促成人的全面发展的和谐人际关系的最佳途径。

简介：中山市南朗镇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本文基于对南朗镇的实证调研分析,尝试将中山市红色名人文化资源与大学生党员教育相结合,探索党员培养新模式。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开辟党员教育“第二课堂”,丰富党团主题教育形式;关注遗址所在村落发展现状,运用新观念、新思维带动乡村振兴,推动中山加快融入粤港澳湾区建设中;制定红色走访路线,串联起分散的党史教育基地,建立长期党员培训基地,实现双赢格局;鼓励学生深入调研,探索遗址周边优秀人物事例。通过创新党员培养方式,充分将红色资源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来,进一步助力提升新时代大学生党性,早日成为栋梁之才。

简介：在诱惑侦查行为合法的前提下,司法判决认定贩卖毒品罪犯罪既遂或未遂时,诱惑侦查情节往往被忽视或被视为无效。这一司法态度违背了罪责相适应原则、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与司法的公正性相悖以及与刑法的目的和刑罚的目的相悖。从严打击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和贩毒罪既遂与未遂认定标准在理论上存有分歧等原因是产生这一现状的原因。在辩证处理刑事政策与刑法之间的关系、统一理论上各种学说分歧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应当以"毒品交付说"作为认定贩卖毒品既未遂的标准;同时,在对存有诱惑侦查案件中贩卖毒品罪的犯罪形态认定时,应一概认定其为犯罪未遂。

简介：行政处罚法中对于行政处罚的处理期限并没有规定,当前关于行政处罚处理期限的规定散见于法律、地方性法规、规章等位阶不同的法律规范中,但是在某些处罚领域依旧没有处理期限的规定。在有法律规定的领域,其中规定内容杂乱无章,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再加之对处理期限制度没有清晰的定位,导致学界和司法实践对超期作出的处罚行为的效力都没有清晰的认知。这种不完善的处理期限制度在实践中会损害公民的权利,增加行政主体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和增加司法裁判的不确定性。因此,行政处罚处理期限制度需要向处理时效制度转变。处理时效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关键点:时效的起算点、时效的期限、时效的延长、时效的排除事由、时效的终结点、最长时效和时效的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