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平潭综合实验区是国家开展两岸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探索两岸同胞“共同规划、共同开发、共同经营、共同管理、共同受益”之“共同家园”的新型综合实验区.台湾地区警方在警政理念、交通管理等警务社会管理方面值得平潭综合实验区公安机关学习借鉴.具体而言,平潭综合实验区公安机关应在建立两岸犯罪信息交换平台、探索新型公共治安治理模式、探索具有“平潭两岸特区”特色的交通管理策略、开展两岸警察教育“产学研”一体化合作等方面先行先试.

简介：值班律师制度是伴随着我国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引进并经改造建立起来的一项新型律师制度。确立该制度的初衷,一是在值班律师提供的法律帮助下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真实性,二是提升认罪认罚程序的公正性,提高司法公信力。

简介：随着《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修改，我国的商事登记制度，特别是商事登记审查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行政许可法》将商事登记规定为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行政许可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又规定企业（公司）的设立采取以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的折衷审查制，问题随之产生：将商事登记作为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表明，在商事登记领域国家行政权力的运用带有较强的行政权力介入色彩，但形式审查制又代表国家行政权力在登记审查方面的消极态度，是商事登记领域行政权力弱化的表现，这种并不是很和谐的权力定位一方面彰显了传统的行政权力无限膨胀的习惯，另一方面又对私权的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简介：公民权利就是宪法赋予公民等社会个体的可作或不作某种行为和要求国家、其他公民等社会个体作或不作某种行为，以实现自己的利益、主张、自由的资格和权能。国家权力是一国所有公共强制力的总称，其核心是广义的政府权力，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公民权利和国家权...

简介：<正>一、引言(一)死刑逐渐消亡的全球性走势:反思中国死刑问题的背景过去死刑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国刑罚政策的"内部事务",但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以欧洲为主导的废除死刑的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家是否尊重人权的国际标准的重要指标。自此,死刑问题不但已经超越刑法的范畴而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简介：将宪法资源运用于两岸政治关系定位，既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宪法学人的贡献和责任。宪法资源包括宪法规范、宪法思维、宪法方式和宪法理论，它们在两岸政治关系定位中起着不同的作用：两岸宪制性规定所肯定的“一中性”是两岸政治关系定位的规范依据，宪法思维是两岸政治关系定位的策略体系，宪法方式为两岸安排合情合理的政治关系定位提供实践机制，宪法理论则构成两岸政治关系定位的理论支撑。

简介：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催生了一个新的群体，即非正规经济部门家庭工人，其劳动安全卫生条件以及劳动基准皆未进入法律规制的视野。给予家庭工人什么样的法律保护，取决于其在现行法律体系中的主体定位。劳动关系是劳动法适用的基点，但现行通用的“从属性”路径无法启动对家庭工人的劳动法保护。从各国拓展劳动法适用范围的趋势来看，我们应当反思劳动法的立法理念，将家庭工人纳入劳动法保护范畴，但并非完全适用劳动法保护，而是进行特别立法予以保护。

简介：多国历史事实和理论推演证明：证券交易所只有在竞争环境下，才会对证券市场进行积极有效的监管，这一监管的动力在于交易所追求收入的最大化。而交易所监管由于具有专业、贴近市场、反应迅速等特点，也是政府监管不可替代的，过于集中的一元化政府监管不利于恰当充分的监管，中国也特别存在着政府监管权力过大和实际监管不到位的问题。中国证券交易所并不处在竞争环境中，监管也不足，并有必要通过多种路径重现其竞争性，以加强其监管能力，包括推动天津柜台交易市场的发展，并有效协调交易所监管与政府监管。而法院仍需保留对交易所监管行为的反垄断审查。

简介：社会保障作为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的基本制度，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国际经验表明，构建社会保障制度的焦点在于政府责任与定位，即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协调好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我国社会保障发展的现实矛盾和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是构建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对此，政府应明确责任范围，切实承担和履行责任。

简介：被允许的危险理论的产生与过失犯罪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能较好地解释某些同时具有危险以及“社会相当性”的行为在刑法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被允许的危险理论能够阻却犯罪的成立，所以存在如何将其嵌入犯罪构成要件中的问题。这也导致了被允许的危险理论与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但从被允许的危险理论的产生背景以及其对限制过失责任范围成立的效果上来说，将其视为阻却过失责任的理论即放入责任这一阶层中应当是恰当的。

简介：教育部关于我国法学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已不适应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高等法学教育自身的发展趋势,对此进行重新定位并高度认识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分析了目前我国法学本科人才培养目标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应从社会需求、司法考试、就业等几个方面,结合各个院校特点对人才培养目标进行重新定位。

简介：“唐慧案”引发了明显不当的行政行为究竟属于违法行政行为还是不当行政行为的疑问。以此为起点，从正反两面对明显不当的定位问题展开讨论。正面论述从学理梳理和案例分析两个层面展开，明显不当属于学理上的合法性审查范畴，同时法院在实践中也将明显不当作为审查标准予以适用；反面论述从行为效力和法律责任展开，若将明显不当视为合法而不当将导出自相矛盾的结论。因此，将明显不当归为违法更符合现有法律框架。

简介：民办教育企业作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目标，但作为教育企业，亦应依法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在社会本位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前提下，企业社会责任已在我国立法和实践中确立，应将民办教育企业的价值定位为追求合理回报的同时应承担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

简介：自《道路交通安全法））2004年5月1日正式开始实行以来，迄今已经一年半的时间了，人民法院受理的有关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在审理有关案件过程中，人民法院主要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还有一些法规及规章。但是在具体的审判实践中，由于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不一致．如诉讼与行政处理的程序衔接、事故认定的性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性质、诉讼主体的确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理解适用、归责原则的理解适用、法律适用的选择、损害赔偿的范围标准等．审判者感到仍存在许多问题。针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适用，据悉国务院《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制定已经进入最后阶段，而与此密切相关的道路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等实施细则也正在起草之中．最高法院也将出台有关的司法解释。针对上述问题和审理现状．本期“特别策划”特别邀请了有关学者、法官以及保险机构的法律工作者各抒己见。尽管对于同样的问题可能有不同的声音．但正是这种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才可能为读者提供更多思考。当然，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并非是一期文章就能解决的，但适逢岁末，总结经验，才是开拓未来的一个良好起点。

简介：为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有必要科学界定法官助理的地位和职能。德国、奥地利和我国台湾地区,实行法官和司法事务官的分立。司法事务官从书记官的职能中分立、演变而来,在民事司法方面处理大量的、简易的非讼事件。法官处理诉讼事件和少量复杂、重要的非讼事件,并对司法事务官的处分进行审级上的监督。司法事务官制度的理论基础在于司法裁判权和非讼裁判权的本质区别。借鉴司法事务官制度和非讼裁判权理论,可以在专业性审判辅助业务之外,赋予法官助理相对独立的非讼裁判权,强化法官助理职责的独立性。

简介：检察文化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衍生的法律文化，是检察机关的价值观、道德观的集中反映，是检察精神、检察形象的全面展示。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高压反腐的大框架下，着力把检察文化的内涵要义和时代价值发掘整理出来，培育树立起来，推广传播开去，弘扬真善美、贬斥假丑恶，以检察文化的渗透力、净化力、辐射力，为职务犯罪的惩治和预防提质增效。

简介：我国刑诉法的再修改,明确规定鉴定人拒绝出庭作证,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的法律后果,约束了鉴定人履行出庭作证义务,有效规范提出鉴定意见的举证责任,从而切实提高程序法的法律及司法权威。明确程序性违法导致诉讼行为或证据无效的法律后果,对提高司法公信力,具有现实意义和诉讼价值。应注重明确程序违法的法律后果,从而保证刑诉法依赖自身能量得到有效实施。

简介：“两高三部”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进一步发展.该新规要求公诉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秉持坚决排除非法证据的基本理念,做非法证据的积极发现者和排非线索的调查核实者,配合辩护方的诉讼推进责任,履行证据合法性证明职责,并在审查案件与排除非法证据的同一性过程中实现对侦查取证行为的指导.

简介：<正>一、"类型"作为独立的讨论客体在今日的科学研究中,类型方法得到了相当的重视。从最初的生物学与医学(特别是精神病学),到当今之心理学(特别是人格心理学)与模型论,"类型"几乎在所有自然科学的领域,都获得了渗透式的发展。不仅如此,在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如历史学、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也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类型思维的极度倚重。这其中,最可注意者,乃是MaxWeber首倡的"理想类型"之方法。

简介：本文从政治学、社会学的视角对检察官的职业定位问题进行了剖析.认为:必须紧紧抓住中国政治权力构架下中国检察权这一权力设置的独特性,即其核心和本质是法律监督权;必须将检察官职业定位于职业法律守护人,即护法官;在此前提下,对于检察官职业进行科学客观的角色定位,在改进执法理念等层面上作出努力,以实现建设法治国家和和谐社会所要求的职业目标.